經過前期跨黨派“社保國民會議”與自民黨臨時幹部會討論，高市早苗於7月30日拋出關於降低食品消費稅的方案，宣布“2027年4月起兩年內臨時降到1%，期限兩年”，同時用相當於1%稅額的補貼給中低收入者，做到“食品稅實質歸零”。高市同時強調：“兩年後我將負起責任恢復至原來水平。”，對於減稅財源的具體方案，高市未作說明，僅表示“不發赤字國債，靠稅外收入等凑”。至於具體是哪些稅外收入，高市隻字未提。

誠然，高市在2026年1月大選前就高調宣稱，“計劃在兩年內將食品排除在消費稅征收對象之外。將食品消費稅降至零是我的‘夙願’。”并在自民黨競選綱領正式版里明確寫道：在“負責任的積極財政”框架下設立投資預算額度；擬在兩年內對食品免征消費稅，并將加快研究其財源及具體時間表。

高市此番推出該方案，似乎也順理成章，畢竟之前那麼高調，如果競選上首相寶座後就徹底失言，丟的大概率就不僅僅是面子。只是，民眾不禁好奇，高市內閣上台已經半年有餘，為何此時才把該課題提上日程？此外，減稅財源何在？能否真正推行下去？最後，如果最終實現，對民生、財政等影響如何？

1.為何此時提出？

原因不外乎以下幾點。

首先，選舉承諾兌現壓力。如前所述，關於降低食品消費稅，高市在競選之前那麼高調宣布，且正式寫進了自民黨競選綱領，遲遲不交賬不僅會被罵失信，更會直接影響支持率。

其次，試圖急救不斷下滑的支持率。高市內閣上台後支持率雖有波動，但總體一直高企，然而最近支持率卻明顯大幅下滑，甚至跌破50%，不支持率首次超過支持率。其在國會雖然依然強勢，但民意已然鬆動，亟須一張“看得懂”的民粹牌來挽救民意。

再次，物價政治化。由於戰爭等多方因素影響，日本能源進口成本不斷攀升，日元加速貶值，推動物價不斷上漲，而食品價格的上漲無疑是最容易被民眾感受到且最敏感的。高市內閣上台後，一直把施政重心放在修憲、擴軍（甚至要擁核）及修改皇室典範等與民眾生活直接相關度低的方面，對民眾普遍關心的降低生活成本以及經濟發展反而不重點關注，甚至還忽視大部分民眾支持女性天皇的現實民意，強行通過了修改版的皇室典範，越發引起民眾不滿。面對物價不斷高漲的生活壓力，在野黨都在喊發現金，在此情況下，高市也不得不把“降食品稅”這張牌重新打出來。

2.

是否可行？困難與掣肘因素何在？

基於執政黨特別是自民黨在國會中的比例占絕對優勢，可以預見即使有反對聲音，立法上大概率也可以“能強推。然而，另一方面如果減稅財源這一根本問題無法解決，財政上必定“難閉環”，因此長期來看不僅“不可持續”，甚至會給財政以及日本社會帶來不可估量的負面影響。

最大的困難與掣肘因素就是，減稅將帶來巨大的財源缺口，但財源卻沒著落。目前日本的食品消費稅（在外就餐不含在內）為8%，每年大約4萬億—5萬億日元左右，如果降至1%，財政兩年將出現約 10萬億日元的巨大缺口。關於財源，高市雖說“不發赤字國債”，但又拿不出穩定的替代財源。增加其他稅不僅會抵消政策的初心善意與效果，甚至會引起相關民眾的強烈反彈，而砍社保支出在政治上更是雷，等於自掘墳墓。

其次，在野黨反對姑且不論，自民黨內也并非鐵板一塊。由於財源未定（事實是幾乎不可能），自民黨內對該方案的反對聲音很大。前外相河野太郎（麻生派）在國會內對記者明確說：“堅決反對”，理由是財源沒著落、降了也不保證商家降價。前經產相小淵優子乾脆辭自民黨稅制調查會決策委員，用辭職表態。前防務相稻田朋美在黨內會吐槽：“不能因為是首相定的就照辦”“兩年減稅10萬億，相當於每年一條北陸新幹線。”稅調會長小野寺五典事後也承認，對於該方案，黨內反對：支持 ≈ 6：4，反對佔多數。一向謹慎的財務省更是警惕財政紀律，擔心10萬億窟窿如何填補。在野黨更是反對，有的嫌政策力度不够，主張要永久零稅率（中道改革聯合），有的則主張直接發錢（立憲民主黨）。

再次，消費稅與社保高度綁定，動消費稅等於動社保地基。消費稅是日本養老、醫療與護理等社保的命根子，2026財年預算近22%靠消費稅，約1/4靠發債。如果食品消費稅降至“實質為零”，而由此帶來的兩年10萬億的財政缺口又無法補上，那麼相關社保如何保持可持續？社保地基動搖，民眾只能老老實實接受？

此外，市場反噬的風險如何消除？IMF已警告日本政府，削減消費稅會侵蝕財政空間；若缺口靠國債補，長端日債收益率必將上行，加之日元貶值，反而會推高進口物價。

3.

如果強行通過，影響如何？

首先，對民眾生活來說，短期有點用，但長期大概率被通脹吃掉。

據第一生命測算，該方案如果實施，食品（剔除在外就餐）價格同比約降 7%。因原來的食品消費稅率適用範圍為食品飲料（非酒/非在外就餐）8%；其他商品、在外就餐、酒類10%稅率，故1%食品消費稅僅限於食品飲料（非酒/非在外就餐）暫調為1%；而在外就餐/酒類、水電、交通與教育仍維持之前的10%，即只掐掉“在家做飯”那段稅，不碰之前全盤的10%。

有媒體測算，以普通四口之家（月食品約9.5萬含稅）為例，年交食品消費稅≈6.33萬日元（9.5萬×12×8/108），年交稅≈0.79萬；年省≈5.54萬日元（約4600日元/月）。若按零稅率方案省6.73萬；1%方案比零稅率少省約1.2萬/年。而單身上班族（月食品3萬含稅），年稅≈2.67萬，年省≈2.3萬（月省約1900日元）。概言之，越依賴居家自炊、收入越低，邊際感受越強。

然而，另一方面，日本食品近年年均漲約5.8%，即這7%的減免紅利大概1年3個月左右就被後續通脹吃完。此外，中低收入補貼（每年約6000億）雖然也能補一點，但覆蓋面與審查成本會削弱實效。

兩年之後，效果消減到何種程度姑且不論，通脹大概率繼續上漲，稅率卻回到高點，“由奢入儉難”，民眾會如何反應呢？

其次，對於財政來說，大概率是大窟窿，深傷口。

首先，巨大的財務窟窿如何填補？每年 4–5萬億元，兩年10萬億日元的巨大缺口，如何填補？高市可以為了討好民眾（撈取選票與保持支持率），并利用執政黨特別是自民黨在國會中的議席優勢而強行推出，但財務省也可以對財務紀律不管不顧嗎？特別是目前日本政府債務對GDP的占比已接近 230%，2026財年預算約1/4靠發債，利息支出未來幾年將翻倍式上升。

此外，還有隱性成本是否可以忽視？若市場要求財政風險溢價，則必將導致日債收益率升、日元弱、進口更貴，那麼減稅省下的飯錢將被能源和匯率吃掉一部分。還有就是，減少的消費稅必然擠壓社保，被擠壓的社保如何填平缺口？要麼加稅補，要麼砍福利，要麼發債把壓力轉嫁下一代，三條路都痛。最後，損失的財政信譽成本如何彌補？自1989年開征消費稅以來，日本從未下調消費稅，首降信號本身就會讓評級和外資重估“日本財政紀律”，這本信譽賬誰來算？怎麼算？

結論

高市不顧各方反對高調宣稱的這項“1%食品消費稅”，表面看來是在兌現其競選諾言，試圖維持其誠信且政治女強人的人設，但基於財源無法解決這一根本所在，這項政策即使最後強行在內閣以及國會通過并推行，其歸根結底也只是一劑對不斷下滑民調的止痛藥而已，或許可以幫高市爭取更長一點執政時間，但終究改變不了財政規律與日本“老齡化+能源淨進口+超高債務”的固有頑疾，反而會把財政可持續性推到懸崖邊。兩年後稅率彈回8%時，民眾感知會是“政府先送糖再搶錢”，政治反噬可能比現在支持率下滑更厲害。畢竟，被迫為之的“飲鴆止渴”與主動作為的“英明決策”完全是兩碼事。

（本文作者為上海理工大學國際政治學者郭麗，本網獲獨家授權刊發，轉載請註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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