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新聞網7月1日電（記者 王豐鈴）日本陸上自衛隊日前宣布，首次在最東端離島南鳥島部署了岸艦導彈相關裝備。日本政府正研究引進部署對艦攻擊型無人潛水艇。

日本防衛省。圖源：新華社資料圖

日本陸上自衛隊28日通過社交媒體公佈，已將“12式岸艦導彈”發射裝置等裝備部署至東京都小笠原諸島的南鳥島。這是日本陸上自衛隊首次在南鳥島這一最東端離島部署岸艦導彈相關裝備。

緊接著，中國商務部6月29日宣布，擴大對日本的出口管制，對40家日本實體實施新制裁。這是繼今年2月後，中方將第二批40家日本實體列入管控與關注名單。

新制裁包括新增20家日本實體至出口管制管控名單，另新增20家日本實體至關注名單。列入管控清單的實體不僅覆蓋日本防衛研究所、陸上裝備研究所等日本防衛省直屬科研機構，也將政策研究、裝備研發和技術創新平台納入管控，並以三菱集團為核心，對日本最大的防務承包商形成“鏈條式覆蓋”。

2026年1月6日起，中國已禁止所有兩用物項對日本軍事用戶和軍事用途出口。2月24日，中國商務部將首批40家日本實體分別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單和關注名單。

日本官房長官木原稔先是強硬稱“絕不能容許”，又說日方將仔細評估措施的內容與影響，採取必要應對。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郭嘉昆指出，中方此舉完全正當、合理、合法，旨在堅決遏制日本“新型軍國主義”妄動。僅針對少數日本實體，相關措施僅針對兩用物項，不影響中日正常經貿往來。誠信守法的日本實體完全無需擔心。

青年日本問題學者、察哈爾學會研究員陳洋6月30日接受香港新聞網、香港中通社採訪，對以下問題作出解析：

1、從今年1月確立原則、2月首批列管，到6月再度擴容，有學者指出，中方在半年內完成對日出口管制的“三級跳”，已從“預防性、警示性管制升級為懲戒性管制”。您如何評價這種反制模式？如果日方在軍事和涉台問題上繼續推進，中方還會有進一步的升級空間嗎？有觀點認為，中日兩國正在滑向一場“經濟冷戰”，您如何看待？

陳洋：結合6月29日，中國商務部公佈的對日本實體的出口管制管控名單和關注名單，其實不難看出中方已將對日本的出口管制管控，從臨時性的反制工具，逐步制度化、常態化。那麼，這也就不排除今後中方會繼續發布對日本實體的管控名單和關注名單。

中方的這種反制模式，總體上來說是“精準反制”而非“全面制裁”，因為截至目前為止，被中方列入管控名單和關注名單的日本實體，均是日本軍工製造及其相關企業，但只不過2月的兩份名單是聚焦日本軍工製造實體，而6月的兩份名單則升級為日本軍工研發實體，也就是說從低級的製造端升級至高級的研發端，更加聚焦於日本軍工體系核心。這其實表明中方的對日反制邏輯正在改變，意在將反制從“限制量產”升級為“阻斷軍備迭代”。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商務部發言人6月29日在回答為何發布管控名單、關注名單時，強調“旨在堅決遏制日本‘新型軍國主義’妄動”。今年2月，中方首次發布管控名單和關注名單後，高市早苗政府并沒有及時懸崖勒馬，而是在“再軍事化”錯誤道路上越走越遠，所以才有了此次6月的升級版的管控名單和關注名單。接下來，如果高市政府繼續推進“新型軍國主義”、繼續加速日本“再軍事化”、繼續擾亂破壞地區和平穩定形勢的話，那麼預計中方將會採取進一步的升級措施，比如進一步擴大對日本軍工製造及其相關企業的反制、將反制範圍擴大至日本金融等領域。

至於中日是否滑向“經濟冷戰”，還有待觀察。冷淡的典型特征是系統性對抗、制度性脫鈎和陣營化分裂，而現實情況是，中日兩國雖然政治互信下降、安全矛盾增多，但經貿往來、產業合作和人員交流仍然具有深厚基礎。日本企業仍高度依賴中國市場，中國也是日本重要貿易夥伴和製造業供應鏈節點，比如不久前的中國國際供應鏈促進博覽會（鏈博會）期間，共有10個日本經濟代表團前去參觀，就很能說明問題。

因此，更準確地說，中日關係正在進入“政冷經穩但安全風險上升”的新階段。一方面，日本在安全領域持續配合美國推進所謂“印太戰略”，強化涉台、涉海議題介入；另一方面，日本經濟界又難以承受與中國全面脫鈎的代價。這種“安全靠美國、經濟離不開中國”的結構性矛盾，決定了日本對華政策將長期面臨戰略搖擺。

2、對中國此次新增的20家管控實體名單，怎麼看？有什麼特徵？且首次納入日本防衛省直屬科研機構——防衛研究所，釋放了什麼信號？

陳洋：一來，此次管控名單和關注名單的最大特點是，直指日本防務體系核心。相較於2月的兩份名單主要涉及日本軍工製造企業、大學，29日的兩份名單則包括日本防衛研究機構以及三菱重工、三菱電機工等防務產業鏈關聯實體列入管控範圍。這反映出，中方反制的重點已從一般涉軍機構轉向軍工科研、武器製造鏈條，可以說針對性明顯增強。

二來，從公佈的兩份名單顯示出，中方的反制從“限制量產”升級為“阻斷軍備迭代”。今年2月的兩份名單，主要還是針對日本現有武器裝備生產，但對日本新型裝備研發、遠期軍備擴張規劃影響較為有限。事實上，為何今年6月高市早苗先後訪問英國、意大利積極推動日英意下一代戰機研發，就在於中方2月的兩份名單未直接影響日本中長期武器研發。但此次發布的兩份名單，顯然將對日本研發端造成致命打擊。日本防衛研究所、陸上裝備研究所、艦艇裝備研究所、航空裝備研究所失去中國關鍵材料、軍民兩用技術獲取渠道，日本六代機、靜音潛艇、遠程巡航導彈、高超音速裝備研發進度大幅延後。

至於首次將防衛研究所納入名單範圍，反映出中方的對日反制不僅局限於武器裝備的製造與研發，而且聚焦日本安保防務戰略、政策的構想與制定。日本防衛研究所是日本防衛省下屬的科研機構、是官方智庫。近年來，日本不斷突破“專守防衛”框架，出台所謂“安保三文件”，大幅增加防衛預算，強化導彈反擊能力建設，并在台灣問題上頻繁發表消極言論。防衛研究所長期承擔相關戰略研究和政策論證工作。中方此次將其列入名單，實際上是將責任追溯至政策源頭和戰略設計層面。

換言之，中方釋放的信息是：如果相關機構持續推動遏華、涉台、軍事擴張等議程，那麼其本身也將成為反制對象，而不僅僅是執行層面的軍工企業。

3、今年5月還發生了兩名日本員工因涉嫌試圖違法出口稀土在大連被拘留的事件。這是否意味著中方正在從“制度管控”，擴展到“執法懲戒”？執行政策更完善？

陳洋：可以這麼說，或者更準確地說是兩者同時進行，即宏觀層面加強制度管控，微觀層面推進執法懲戒。

按照日本媒體披露的信息顯示，涉嫌從中國走私稀土并被中方拘捕的兩名日本人均來自日本某大型企業。這其實折射出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即日本政府有意淡化、誤導稀土問題的重要性，但有些日本企業早已被逼近承受極限，難以再扛下無法從中國持續穩定進口稀土的現實壓力，由此才會出現在這樣鋌而走險，走私稀土的情況。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走私稀土是日本十餘年來“去中國化”戰略失效的一個集中縮影。接下來，隨著中方在包括稀土在內的軍民兩用物項上採取更為嚴厲的“制度管控”，不排除今後還會再發生類似的違法走私、偷竊事情。如此一來，這也就需要更為徹底的“執法懲戒”。

一個成熟的管制體系不僅要有規則、有清單，還要有執法、有處罰、有震懾。未來無論是日本企業還是其他國家企業，在涉及稀土、關鍵礦產和兩用物項業務時，都將面臨更加嚴格的合規要求和法律責任審查。從趨勢上看，中國下一步更可能強化的是“精準執法”和“合規治理”，即對違法行為依法查處，同時為守法經營的企業保留正常貿易渠道。

4、日本陸上自衛隊首次在最東端離島南鳥島部署了“12式岸艦導彈”發射裝置。該導彈改進型射程已提升至1000公里，未來將擴至1500公里。從國際法和地區安全角度，您如何評估這一部署的性質和影響？是否恰恰印證了中方的擔憂？

陳洋：日本在其領土部署導彈系統本身并不違反國際法，但問題的關鍵在於日本部署了什麼武器、服務於什麼戰略目標。

一來，日本在最東端南鳥島部署導彈系統，表明日本軍事戰略正從“領土防衛”向“遠程打擊”轉型。長期以來，日本以“專守防衛”為安保政策基礎，強調自衛隊主要承擔防禦任務。但近年來，無論是發展“反擊能力”，還是採購遠程巡航導彈、研發高超音速武器，都表明日本正在構建對區域目標實施遠程打擊的能力。

南鳥島位於西太平洋縱深位置，距離日本本土較遠，卻處於連接東北亞與第二島鏈的重要節點。將遠程導彈部署於此，并建設中遠程導彈靶場開展實彈訓練，意味著日本正在打造面向西太平洋方向的遠程作戰支撐體系。其功能已不僅是“守島”，而是形成前沿打擊和戰略投送能力。

二來，日本此舉將進一步加劇地區安全困境。日本方面可能解釋稱這是應對周邊安全環境變化的需要，但從周邊國家視角看，射程超過1000公里的導彈體系、持續擴大的軍費預算、不斷強化的日美軍事一體化以及頻繁涉足台海議題，已經構成一個完整的戰略圖景。特別是在台灣問題上，日本近年來不斷突破以往謹慎立場，部分政客甚至公開炒作“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在這種背景下，遠程導彈能力建設自然會引發外界對於其戰略意圖的擔憂。

從這個意義上說，這一部署某種程度上確實印證了中方長期以來的關切。

中方一直強調，日本近年來的安保政策調整并非單純增加防禦能力，而是在突破戰後和平憲法精神約束，加快發展進攻性軍事能力。從“安保三文件”出台，到防衛費突破GDP 2%，再到遠程導彈、反擊能力建設以及西南諸島軍事化佈局，日本軍事戰略的外向性和進攻性色彩正在增強。而此次南鳥島導彈部署，則是這一趨勢的最新體現。

5、日方聲稱中方管制措施“與國際慣例大相徑庭”。中方表示此舉“完全正當、合理、合法”，依據的是《出口管制法》和《兩用物項出口管制條例》。從國際法和WTO規則角度，如何評估中方措施？

陳洋：從國際法層面看，主權國家有權對涉及國家安全的戰略資源、軍民兩用物項和敏感技術實施出口管理。中國依據《出口管制法》《兩用物項出口管制條例》等法律法規，對相關物項實行許可管理和最終用戶審查，屬於依法行使國家主權。美國長期通過出口管制限制先進芯片和關鍵技術出口，日本也依據《外匯及外國貿易法》對半導體設備等敏感產品實施出口限制。因此，從制度形式上看，中方做法與國際通行做法并無本質區別。

當然，判斷相關措施是否符合WTO規則，最終還要看具體執行方式，包括是否具有透明的許可程序、是否存在歧視性安排，以及是否超出維護國家安全所必需的範圍。從目前情況看，中方強調的是依法管理和精準管控，而非全面禁止出口。

6、如何評估中方管制的實際效果？

陳洋：中方措施并不意味著日本將立即陷入供應危機。日本長期保持一定規模的戰略儲備，也在積極尋求替代來源，因此短期衝擊總體可控。但從中長期看，中方出口管制提高了日本相關產業和戰略規劃的不確定性，也讓日本意識到關鍵礦產領域難以真正實現與中國“脫鈎”。

總體來看，中方管制的最大效果未必是直接減少多少出口量，而是在於增強了戰略資源管理能力，提高了相關行為的成本和風險，并向外界釋放出維護國家安全利益的明確信號。這種影響將更多體現在企業決策、供應鏈佈局以及日本未來安全和產業政策的調整之中。

7、日方有手段升級對抗中方管制嗎？

陳洋：日本能够進行對抗的手段實際非常有限。

日本在關鍵礦產領域對中國仍存在較強依賴。盡管近年來日本積極推動供應鏈多元化戰略，希望降低對華依賴，但無論是稀土、石墨等關鍵礦產，還是部分中間材料和製造環節，中國仍占據重要地位。在這種情況下，日本若採取大規模經濟報復措施，很可能首先衝擊本國企業利益，因此決策上會相對謹慎。

日本未來大概率會採取“政治上強硬表態、經濟上謹慎應對”的策略。一方面通過外交抗議安撫國內保守派輿論，另一方面盡量避免與中國陷入全面經濟對抗。畢竟中國仍是日本最重要的貿易夥伴之一，兩國產業鏈深度交織，日本經濟界普遍不希望看到雙邊關係進一步惡化。（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