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局】王思語：中國經濟是否會重蹈日本“消失的三十年”覆轍編者按：近日，外界觀察到中國經濟的一個重要變化，即因為國內商品價格下降和人民幣匯率走軟雙重因素，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在全球經濟中的比重從2021年峰值的18.5%下降到了2025年的16.5%，與美國GDP的比值也從3/4降為不足2/3，進而認為中國可能重蹈日本經濟規模當年一度緊追美國（最高達到美國3/4）但最終降至不足美國15%的覆轍。中國會複製日本“消失的三十年”麼?香港新聞網邀請經濟學者撰稿做出解讀，全文如下： 圍繞中國經濟前景，“是否會重蹈日本‘消失的三十年’覆轍”成為近年來高頻議題。兩國確實在某些階段性特徵上存在相似性，如房地產調整、人口老齡化、外需波動以及消費恢復偏慢等。但如果將日本長期停滯的成因拆解為“外部約束—制度結構—需求失衡—技術路徑”四個維度，可以發現，中國與當年的日本在關鍵變量上存在根本性質的差異。當前中國更接近於結構轉型中的階段性減速，而非陷入不可逆的長期停滯。 第一，外部約束與國家戰略不同，中國具備更強政策自主性。日本經濟泡沫破裂的重要背景，是其在宏觀政策與產業調整中受制於外部力量。1985年《廣場協議》推動日元大幅升值，直接削弱出口競爭力，而日本在安全與外交上高度依附美國，缺乏有效博弈空間。1960年日美簽署的《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條約》進一步固化這種依附關係，使其在防務、產業與貿易政策上不得不長期配合美國戰略。美國要求其擴大防務開支、開放市場、采購美製裝備，日本幾乎難以拒絕，政策調整呈現明顯被動性。相比之下，中國作為獨立主權國家，擁有完整的貨幣、財政與產業政策體系。在面對外部衝擊時，可以通過匯率管理、產業扶持與市場擴展等多種手段進行對衝。同時，中國在全球供應鏈中已成為關鍵節點國家，具備一定結構性議價能力。這種“政策自主+體系支撐”的組合，使中國不具備當年日本那種被動失衡的制度環境。 第二，勞動力制度與企業組織不同，日本的“終身僱傭+派遣制度”抑制效率。日本長期實行“終身僱傭制”，企業對員工承擔穩定就業責任，在經濟上行期有助於形成忠誠度與協同效率，但在經濟下行期卻轉化為剛性負擔。企業難以及時淘汰低效率崗位，資源配置受阻，生產率持續下降。為緩解這一問題，日本在20世紀90年代後通過厚生省推動《勞務派遣法》改革，逐步擴大派遣用工範圍，希望提升勞動力市場靈活性。然而，這一改革形成了明顯的“雙軌結構”：正式員工享有高保障，企業傾向“保留老員工”；非正式員工比例上升，但收入與保障不足，導致消費能力下降。結果是企業效率未顯著改善，居民預期卻進一步轉弱，形成“低效率—低收入—低消費”的循環。這種制度性僵化，是日本長期停滯的重要根源之一。中國勞動力市場則更具流動性與競爭性。雖然近年來就業結構承壓，但企業在用工調整、技術替代與組織優化方面更為靈活，新業態（平台經濟、靈活就業、一人經濟等）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結構性衝擊。因此，中國尚未形成類似日本的“制度性鎖死”。
香港中通社資料圖 第三，產業結構與科技路徑不同，中國具備“體系型創新”能力。日本在製造業巔峰時期雖具備強大競爭力，但其技術體系在關鍵標準、底層軟件與金融體係上高度嵌入美國主導結構。進入信息技術時代後，日本在半導體與互聯網領域布局不足，錯失新一輪技術革命窗口，產業升級出現斷層。中國當前則呈現出不同特徵：一是擁有全球最完整的工業體系，產業鏈覆蓋度高；二是在數字經濟、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領域加速布局；三是通過政策引導形成“政府—企業—市場”協同創新機制。從集成電路到高端裝備，從新能源到工業互聯網，中國正在構建“技術自主+產業協同”的體系型創新路徑。儘管仍存在關鍵技術短板，但中國的優勢在於“可持續追趕能力”。與日本當年相比，中國並未在技術路徑上鎖定於單一體系，而是通過多元化投入不斷拓展創新邊界。這意味著，中國更有可能實現階段性調整後的再加速，而非長期停滯。 第四，需求結構存在壓力，但中國消費潛力尚未釋放。日本在泡沫破裂後長期壓制工資增長，強化出口導向，導致國內消費持續低迷。一旦外需受阻，經濟缺乏內生動力，陷入“低增長—低通脹—低消費”的惡性循環。中國當前確實面臨需求結構問題。2026年初出口增長較快，但內需恢復偏慢，房地產調整對居民預期產生影響，消費信心仍待修復。這表明中國經濟在短期內仍存在“外需支撐強、內需恢復弱”的結構性不平衡。但與日本不同，中國擁有超大規模市場與龐大的中等收入群體，消費潛力遠未見頂。當前問題的核心並非“缺乏消費能力”，而是“預期不足與結構性約束”。未來政策關鍵在於提升居民收入預期、完善社會保障、減輕教育醫療等支出壓力，並重點激活中產階層消費能力。一旦這一環節打通，內需將成為穩定增長的核心支柱。 第五，結論：不是“失去三十年”，而是“跨越轉型陡坡”。日本的長期停滯，本質上是外部約束、制度僵化與技術錯位叠加的結果。而中國雖然面臨增長放緩與結構調整壓力，但在政策自主性、產業體系與科技創新方面具備顯著優勢。更重要的是，中國仍處於技術升級與產業躍遷的關鍵階段，而非像日本那樣在既有優勢基礎上“路徑鎖定”。當前的困難，更接近於轉型過程中的階段性陣痛。如果以形象比喻，日本是在“登頂後失足跌入谷底”，而中國則是在“攀登更高山峰時遭遇陡坡”。速度放緩並不意味著停滯，關鍵在於能否通過改革釋放內需、通過創新重塑增長動力。只要政策應對得當，中國不僅不會重蹈覆轍，反而可能在新一輪全球經濟重構中實現躍升。 （本文作者為上海對外經貿大學副教授王思語，本網獲獨家授權刊發，轉載請註明出處） （本文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媒體立場） 【編輯：王少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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