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述：印度新德里敲霧霾警鐘 中國“藍天”或是解藥 香港中通社11月11日電 題：印度新德里敲霧霾警鐘 中國“藍天”或是解藥
香港中通社記者 關秀英 印度首都新德里近日被含有危險微粒的濃重霧霾籠罩，數十名抗議者9日舉著“我想念呼吸”的標語牌，在刺鼻的霧霾中靜坐。這座擁有3000萬人口的超級都市，再次因PM2.5濃度飆升至世界衛生組織每日限值13倍的“毒霧”陷入恐慌。作為全球污染最嚴重的首都之一，新德里的霧霾危機不僅是環境災難，更是經濟高速發展背後“環境債務”的集中爆發。 新德里的污染是多重因素交織的“慢性病”：自然條件上，冬季逆溫層像一床“髒被子”，將污染物鎖在近地面；地理上，喜馬拉雅山脈環繞的盆地地形阻礙空氣流通，加劇積污。人為層面，農業焚燒（旁遮普邦、哈里亞納邦的作物殘渣焚燒釋放大量黑碳）、交通排放（30%污染來自老舊柴油車與私車增長）、工業廢氣、垃圾焚燒及節日煙花，共同織成“污染網”。政府雖祭出禁行老車、灑水降塵等措施，卻因執法鬆散流於形式——2025年初禁止15年以上車輛加油的政策，最終未能逆轉污染趨勢。 這場危機的代價觸目驚心：醫學雜誌《柳葉刀》去年研究顯示，2009至2019年印度380萬人死亡與空氣污染相關，新德里兒童哮喘發病率10年翻倍，經濟損失每年達數十億美元。抗議者律師庫蘇姆的控訴直擊核心：“年復一年的‘同樣故事重演’，但政府一系列零碎的措施治標不治本，起不到什麼作用。”研究指出，當印度GDP年增長7%的發展亮麗光環下，卻掩蓋不了“每1美元經濟收益背後7美元健康損失”的殘酷現實，印度不得不直面一個全球性課題：如何在經濟騰飛中償還環境債務？ 經濟發展與環境惡化的“庫茲涅茨曲線”假說指出，污染往往隨人均收入增長先升後降，關鍵在於政策介入加速轉折點。無獨有偶，同樣作為發展中大國的中國，可能可以給印度一點啟示。中國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用40年高速發展的實踐，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一條“邊增長邊修復”的轉型範本。 公開資料顯示，中國的環境治理從來不是“補漏”，而是從頂層規劃開始：1978年改革開放初期，GDP僅3679億元人民幣（當時約合2190億美元）的中國，在努力發展經濟的同時將環境保護寫入憲法；2013年中國國務院發布“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簡稱“大氣十條”），啟動“藍天保衛戰”。此計劃重點針對以細顆粒物（PM2.5）為代表的大氣污染問題進行防治，標誌從“粗放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如今，環保法規體系日臻完善，《環境保護法》被譽為“史上最嚴”，引入環境公益訴訟、按日計罰等機制；2024年環保預算佔GDP比重約1.5%，遠超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 曾經的中國高度依賴高能耗產業導致污染嚴重，如今中國正通過“能源革命”重構經濟結構：一、淘汰落後產能。“十三五”期間，全國退出鋼鐵產能1.5億噸、煤炭產能6.1億噸，關閉高污染電廠超1000家；二、擁抱清潔能源。風電、太陽能裝機容量雙雙全球第一，2025年可再生能源佔比預計達40%；三、碳交易市場覆蓋電力、鋼鐵等行業，年減排量超2億噸二氧化碳；四、綠色產業崛起。新能源汽車產銷量連續8年全球第一（佔比60%），光伏產業技術領先全球——北京街頭每三輛新車就有一輛電動車，深圳“碳普惠”平台鼓勵居民減碳換禮品，綠色消費成新風尚。一系列的環保措施下，2024年中國綠色產業貢獻GDP逾10%，空氣品質優良天數達87.2%，人均預期壽命較2010年延長4.5歲。 新德里的霧霾是新興經濟體的“成長痛”，而中國的經驗證明：環境保護不是經濟的“枷鎖”，而是可持續增長的“引擎”。對印度而言，借鑒中國的“系統性治理”思維——既要用嚴規束污，更要靠綠色技術與產業升級“造血”；既要強化執法，更要喚醒全民環保意識——或許能早日走出“霧霾循環”，讓藍天重現。（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