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新聞網8月26日電（記者 崔隽）“佛羅里達，我們做到了！”美國佛羅里達州民主黨參議員18日晚初選結果公佈，曾在州眾議院任職、公開擁抱民主社會主義的安吉·尼克松（Angie Nixon）擊敗了先前被大為看好的前國家安全官員亞歷山大·溫德曼（Alexander Vindman），獲得了提名。

她隨即發表演講，感謝那些“相信醫療保健、兒童保育和住房是一項人權的選民”，并說道：“我們已經證明，普通民眾比企業和百萬富翁更有力量。我們團結起來對抗建制派。他們的資金是我們的16倍，但我們贏了。” 現場支持者為她大聲歡呼。

安吉·尼克松社交媒體圖片。

媒體紛紛用“爆冷”來形容這場勝利，但今年夏天相似一幕已在美國多地發生。在紐約州、賓夕法尼亞州、密歇根州、科羅拉多州等多場民主黨中期選舉初選中，以美國民主社會主義者組織（DSA）及其盟友為代表的左翼進步派力量頻頻擊敗現任議員和資金雄厚的建制派對手，接連拿下提名。

左派陣營接連取得突破，如何解讀這一政治現象？新聞裡頻繁出現的DSA是一個怎樣的組織？美國年輕人真的開始擁抱社會主義了嗎？

誰在代表美國左翼？

在探討美國左翼時，香港大學當代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助理主任蒲瑪俐對香港中通社、香港新聞網指出，近期許多關於DSA獲勝的報道并不完全準確。她強調必須區分四個不同概念：

1. 美國民主社會主義者組織（DSA）及其正式成員：DSA 是一個擁有約 12 萬名成員的政治組織，是全美眾多活躍的社會主義組織之一。其知名成員包括國會議員亞歷山德里亞·奧卡西奧-科爾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簡稱AOC）和紐約市市長佐蘭·馬姆達尼（Zohran Mamdani）。

2. 自詡為民主社會主義者的候選人：例如參議員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他們公開使用“民主社會主義者”這一標籤，但未必與 DSA 組織存在正式隸屬關係。

3. 獲得 DSA 背書的候選人：DSA 的地方及州級分會負責決定在選舉中支持哪些候選人，候選人無需是 DSA 成員，甚至無需自認為是民主社會主義者，亦可獲得其背書。

4. 倡導民主社會主義政策的候選人：例如密歇根州參議院候選人阿蔔杜拉·埃爾-塞耶德（Abdul El-Sayed），他支持“全民醫保”或“公立大學免學費”等政策，但他明確避免使用“社會主義者”標籤，甚至自認為是一名“資本主義者”，且并未獲得 DSA 的正式背書。

“人們很容易將這些群體混為一談，但實際上它們是截然不同的群體，儘管存在重叠。”蒲瑪俐分析道。

她進一步指出，將眼下的形勢稱為“風暴”也有些言過其實。布魯金斯報告顯示，282名DSA背書候選人中僅123人勝出初選，且幾乎所有獲勝者均來自民主黨占絕對優勢的選區。一些被媒體廣泛提及的“DSA突破性人物”，實際上并非DSA候選人，而是支持部分DSA政策的候選人。“在更廣泛的反建制派/民粹主義左翼聯盟中，民主社會主義是最引人注目且組織最完善的招牌，”蒲瑪俐說，“但媒體往往將進步派候選人在低投票率初選中的勝選與‘DSA的成功’混為一談，這并不準確。”

十年裡什麼變了？

回顧美國民主社會主義運動的發展，蒲瑪俐認為有三位關鍵人物極大鞏固了這一意識形態在美國政治中的地位：2016年，桑德斯將民主社會主義帶入主流政治舞台；2018年，奧卡西奧-科爾特斯證明民主社會主義候選人能組建擊敗溫和派的聯盟；2025年，馬姆達尼為這一運動提供了首次真正的“概念驗證”機會，用以證明民主社會主義能够為美國人民帶來切實利益。

伯尼·桑德斯。 新華社資料圖。

那麼，從2016年到2026年，從桑德斯到馬姆達尼，到底什麼變了？蒲瑪俐的判斷是：變的不是人，而是議題和立場。“數據顯示，自稱民主社會主義者的群體構成自桑德斯時代以來并未發生顯著變化，”她說，“相反，一些曾被視為邊緣或政治風險較高的立場——例如全民醫保和15美元最低工資——如今已成為民主黨的主流，這為與DSA結盟的候選人提供了更廣泛的政策空間。”

也就是說，過去被認為“太左”的政策，如今沒有那麼左了。

年輕人向左轉，因為對現有社會體系感到幻滅

左翼的核心支持者大多是年輕、受過大學教育的群體。這一左轉趨勢背後，究竟是買不起房、還不起學貸的經濟焦慮，還是對新自由主義共識的代際價值觀懷疑？

蒲瑪俐認為，吸引選民支持民主社會主義的并非單純經濟焦慮或代際價值觀變遷，而是選民對現有社會體系整體的幻滅感。

她引用知名分析人士Nate Silver近期對選民微觀數據的分析指出，與民主社會主義相關聯的選民通常受教育程度較高但收入相對較低，存在“地位不一致性”，即實際收入低於其教育水平所預期的水平。DSA成員的常見職業包括教師、白領職員、科技從業者和公共部門工作人員。“這對社會主義運動而言并不罕見，”蒲瑪俐說，“這類運動通常會在受過高等教育、社會地位向下流動的階層中找到立足之地。”

3月28日，居民在美國紐約市一家超市購買食品。新華社圖片。

有意思的是，DSA支持者與特朗普支持者存在相似模式，只不過方向相反。“DSA的支持者擁有資歷但收入偏低，而特朗普的支持者雖然物質生活優渥，卻感到自身的文化和社會地位正在下降。差異不在於社會階層流動程度，而在於各自群體認為哪個維度——經濟或文化——受到了威脅。”

她進一步指出，教育背景很可能決定哪個維度更突出：“若選民更多接觸不同的經濟與政治範式，他們可能會用階級視角來解讀自身處境；而那些較少接觸此類範式的人，則可能將類似的焦慮歸因於文化或種族因素。”

換言之，同樣是對體制感到幻滅，受過大學教育的年輕人可能走向民主社會主義，而藍領白人更易走向特朗普主義。

對民主黨是機會還是負擔？

對民主黨而言，這股左翼力量既令人興奮，也令人不安。

一方面，特朗普政府支持率走低、生活成本問題持續困擾選民，為民主黨在11月中期選舉中爭奪國會控制權提供了機會。另一方面，溫和派普遍擔憂，左翼候選人的“社會主義”標籤可能在搖擺選區拖累整體選情。

佛羅里達的尼克松是最典型的測試案例。她在民主黨初選中擊敗溫德曼，但11月面對的將是共和黨現任參議員阿什莉·穆迪。路透社認為，尼克松的勝利雖然顯示民主黨基層對建制派的不滿，卻也可能降低民主黨在佛州贏得參議院席位的機會。

蒲瑪俐認為，目前尚無定論民主社會主義對民主黨究竟是優勢還是劣勢，但從必爭席位的選舉能力看，證據傾向於表明“民主社會主義”標籤更像是一種負擔。“民主社會主義者大多是在讓藍區更藍，而非翻轉競爭性選區。”

同時她指出，對民主黨而言，問題未必簡單歸為“左翼會嚇跑搖擺選民”，還需注意的是，DSA候選人可能無法動員民主黨聯盟中的溫和派，導致這部分選民投票意願降低。

這也是民主黨內部長期存在的結構性矛盾。在一個深藍選區，選民顯然可能希望自己的代表更鮮明地表達立場；但從整個政黨角度看，民主黨又必須在搖擺選區爭取溫和選民。

於是出現了一個兩難：一個選區最希望什麼樣的代表，與一個政黨為了贏得國會多數最需要什麼樣的候選人，并不總是一回事。

蒲瑪俐認為，尤其在社交媒體時代，地方議員的言論很容易被全國傳播，這種“地方代表性”與“全國政黨競爭力”之間的矛盾會更加突出。

此外，路透社/益普索今年夏季的民調顯示，大約一半的美國人表示他們理解民主社會主義政策。蒲瑪俐認為這對DSA候選人而言既有利也有弊，因為這意味著，一些選民可能不喜歡民主社會主義這個名稱，卻支持全民醫保、提高富人和企業稅負等政策。因此，如果候選人能够擺脫“社會主義者”標籤，他們或許仍可以推行實質上的“社會主義”政策。

這就存在一個頗具諷刺意味的悖論。DSA越想突破深藍選區，就越可能需要淡化“DSA”品牌本身。“意味著其增長可能會以犧牲其自身意識形態獨特性為代價。”蒲瑪俐說。

與選戰相比，馬姆達尼的施政表現更重要

在蒲瑪俐看來，2026年中期選舉將成為DSA未來影響力的轉折點。在搖擺選區獲勝將增強DSA在黨內鬥爭中的籌碼，但如果在原本可拿下的席位上失利——尤其是如果這導致民主黨失去眾議院控制權——則可能加速建制派反擊并促使他們要求加強信息管控。

然而，蒲瑪俐強調，檢驗這股運動勢頭的最關鍵考驗很可能不在投票箱前，而在紐約市政廳。2025年，馬姆達尼當選紐約市長之後，第一次擁有了把民主社會主義理念轉化為城市治理實踐的機會。“他必須承擔一項艱巨任務：既要兌現執政承諾、切實改善紐約市民生活，又要將這些成果傳達給其管轄範圍之外的選民。”

1月1日，在美國紐約，馬姆達尼在就職典禮上講話。新華社圖片。

值得注意的是，馬姆達尼并非美國出生公民，根據美國憲法永遠無法參選總統，這反而使他免於大多數新興全國性政治人物所面臨的壓力：無需向中間路線靠攏以期為未來全國競選做準備。“他完全可以作為一位民主社會主義者來施政，而無需考慮這種執政方式在2032年愛荷華州選舉中會如何被看待。”蒲瑪俐說。

“這種自由究竟是催生出一種可複製的執政模式，還是僅僅成為一個在意識形態上純粹但缺乏全國代表性的案例，”蒲瑪俐總結道，“其對於美國民主社會主義的未來而言，可能比本選舉周期中的任何一場選戰都更為重要。”（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