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新聞網3月27日電 近期，中東地區的緊張局勢加重能源供應鏈壓力，歐洲天然氣與電力市場出現明顯波動。這場發生在數千公里之外的戰爭，直接傳導到歐洲普通家庭的電費賬單上。在能源安全與產業競爭力的雙重壓力下，歐洲正在重新審視其能源結構，並將“先進核能”重新置於戰略中心。

資料圖為位於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東南約90公里的蒂昂日核電站。（圖源：新華社）

“我們沒參與戰爭，但每個月都在為它買單”

最近，歐洲人茶餘飯後經常抱怨，“我們沒參與戰爭，但每個月都在為它買單。”

據《環球時報》報道，當前，中東局勢緊張，霍爾木茲海峽航運風險上升、運輸嚴重受阻。這條能源運輸的關鍵通道承擔著全球1/4以上的海運石油運輸和約1/5的液化天然氣運輸。市場預期迅速反映在價格上——歐洲天然氣價格短期內明顯上漲，一些依賴天然氣發電的歐洲國家的電價也隨之波動。

據德國消費者門戶網站Finanztip報道，目前新簽訂電力合同的用戶需支付的平均電費為每千瓦時0.3168歐元（1千瓦時為1度電，1歐元約合8元人民幣），3周內漲幅超過5%。

家住漢堡附近的克勞迪婭一家四口對電價飆升頗感無奈。克勞迪婭算了一筆賬：像她家這樣一個年用電量約3500千瓦時的普通德國家庭，在2022年2月俄烏衝突升級之前，全年電費約為800歐元，2022年當年的電費就超過了1000歐元。如果按當下的電價推算，她家今年的電費將超過1300歐元，比一個月的房租還高出不少。

不過，也要看到，並非所有歐盟國家都同步受到衝擊。在法國、西班牙、葡萄牙等國，電價相對穩定，甚至呈下降趨勢。這種差異源於各國能源結構的不同。歐盟國家的能源結構大致可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天然氣依賴型，如意大利、羅馬尼亞等，這類國家的電力系統對天然氣高度依賴，對國際能源價格極為敏感；第二類是核電主導型，如法國，這類國家的核電能提供穩定電力，使其在能源價格波動中具備緩衝能力；第三類是可再生能源主導型，如西班牙、葡萄牙等，這些國家的風電、光伏、水電佔比較高，可抵禦短期衝擊，但仍面臨長期穩定性的問題。

截至2024年，歐盟能源對外依賴度仍在50%以上。俄烏衝突升級後，歐盟大幅減少對俄能源依賴，轉而增加液化天然氣進口。這並未消除風險，只是將風險轉移，歐盟的能源價格依然深受外部地緣政治影響。歐盟不斷被提醒——即便不在戰場上，也無法置身事外。

用電規劃成了歐洲人的“技術活”

如果說戰爭只是“觸發器”，那麼歐洲電價長期偏高則是更深層次的現實。歐盟統計局的數據顯示，成員國中平均電價最高的是德國，每度電0.38歐元；第二高的是比利時，每度電0.36歐元；緊隨其後的是丹麥和意大利，每度電分別為0.35歐元和0.33歐元。電價最低的3個歐盟國家是匈牙利（每度電0.10歐元）、馬耳他（每度電0.12歐元）和保加利亞（每度電0.13歐元）。

用電規劃成了歐洲人的“技術活”。以比利時為例，比利時實行分時電價制度，低谷電價約是高峰電價的70%至80%。對於許多家庭來說，合理安排用電時間意味著每年可節省數百歐元。比如，布魯塞爾家庭的洗衣機、洗碗機、烘乾機都要盡量在夜間低谷電價時段運行，電動汽車充電更要嚴格避開高峰電價時段。此外，頻繁更換能源合同也是近些年的新趨勢。由於不同供應商的合同之間存在價格差異，不少家庭經常通過比價平台尋找更便宜的合同，一年內更換一兩次供應商已很常見，在價格波動大時更換頻率甚至更高。不少當地人怨過：“換合同真的費心費力，但為了省錢，也只好如此。”

當下，歐洲還出現一股出版“省電書”的熱潮。記者在電商平台亞馬遜上進行簡單搜索後，看到了數百本相關書籍，其中一些書甚至登上當地的暢銷書榜。比如德國的《節能須知：來自節能專員的講解與技巧》就登上德國《明鏡》周刊暢銷書榜單。

在電價壓力下，屋頂光伏系統和儲能設備在歐洲加速普及。家住德國慕尼黑的工程師托斯滕告訴記者，他家裝了一套中國生產的光伏發電系統，每年能產約1萬度的電，滿足家庭日常用電綽綽有餘。托斯滕笑著說“感謝中國”，因為有物美價廉的中國太陽能板，才讓他有了自己的發電系統。

此外，中國的儲能設備也受到歐洲人歡迎。記者的一位比利時朋友去年為自家的太陽能板裝配了中國生產的儲能設備。她說：“夏天太陽能產電多用不了，冬天家里用電需求大的時候，太陽能產電又不够。如今有了儲能設備，這些顧慮都沒有了。”一些沒有太陽能板的家庭也在購買中國的儲能設備。

一位比利時居民告訴記者：“我會用儲能設備把低谷電價的電存起來，等白天高峰電價時使用。”

“歐洲復興核能是形勢所迫”

歐洲也曾有過大規模使用核電的時代。歐洲原子能共同體於1958年正式成立，1967年成為歐洲共同體的一部分，但同時仍獨立運作。20世紀後半葉，歐洲一度是全球核電最密集的地區之一。

1986年的切爾諾貝利核電站事故被普遍視為激起歐洲反核情緒的重要轉折點，2011年的日本福島核事故更強化了部分歐盟國家有關“核電不完全可控”的認知。其中，德國的反應尤為迅速。德國時任政府立即決定加速“棄核”，並制定明確時間表，在2023年關閉了最後3座核電站。這一決策在當時被視為歐洲能源轉型的標誌性一步，其他一些歐盟國家也開始討論“棄核”，把未來寄託在風能、太陽能等可再生能源上，比如瑞士2017年投票決定逐步淘汰核電，意大利舉行公投並完全放棄核能，奧地利的一座核電站從未使用過。

不過，也有一些歐盟國家堅持發展核電。截至2024年，歐盟27個國家中共有12個國家仍在進行核能發電，包括法國、瑞典、西班牙、芬蘭等。當前，法國是歐盟核電體系中的重要支柱，其核電發電量佔本國發電量的60%至70%，佔歐盟核發電總量的55%至60%。

1990年，歐洲約有1/3的電力來自核能，而這一比例如今降到了15%。“歐洲背棄（核能）這種可負擔、可靠且低排放的電力來源是一個錯誤。”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日前在一次核能活動上發表演講時這樣說道。

北京外國語大學歐盟與區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崔洪建接受《環球時報》記者採訪時說，歐洲正把綠色轉型的理想化目標逐漸朝著務實方向調整。此前，受德國、北歐國家等影響，歐盟曾將核能排除在清潔能源之外，視其為“終將被放棄的能源”。但現實是，能源安全的重要性已經逐步超越能源轉型，成為當前歐洲最迫切的需求。

“歐洲重拾核能主要源於地緣政治與能源市場的多重衝擊。”復旦大學中歐關係研究中心主任簡軍波分析說，俄烏衝突升級前，全球能源市場已經出現波動。衝突爆發後能源短缺加劇，德國等部分國家關閉核電站進一步加大供應壓力。當前中東局勢導致能源市場震蕩，歐洲綠色轉型尚未完成，對中國綠色設備進口的顧慮也限制了解困之道。最關鍵的是，歐洲能源短缺已引發一系列經濟與社會問題，包括德國工業產能不足、成本上升、競爭力下降等。德國綠黨曾長期持反核立場，隨著該黨的下台以及政治影響力減弱，德國的核能政策環境進一步鬆動。

德國柏林能源政策研究學者克洛維特表示：“歐洲復興核能是形勢所迫。法國正大力推進6座新一代EPR2反應堆建設，並正在考察另外8個項目；比利時正努力延長現有反應堆的運行壽命；意大利正起草法案以解除其核能禁令；就連長期因擔憂地震而對核能持謹慎態度的希臘也在展開公開討論。瑞典和芬蘭等國從未淘汰核能，保加利亞、荷蘭、羅馬尼亞、斯洛伐克等國也支持核能擴張。而另一方面，奧地利、丹麥、西班牙等國目前仍拒絕核能。德國則態度曖昧，總理默茨曾批評德國退出核電是‘錯誤’，但最近又稱逐步淘汰核能‘不可逆轉’。”

歐盟的態度同樣發生了轉變——核能被重新納入綠色投資分類討論範圍，並逐步被視為實現碳中和的重要工具之一。歐盟高層曾表示，削弱核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歐洲能源體系的穩定性，完全依賴可再生能源和外部天然氣不足以支撐一個工業化大陸的能源安全。

重拾核能面臨三重挑戰

3月19日通過的歐洲原子能共同體（EURATOM）工作計劃標誌著歐盟核能復興的制度化。歐盟所謂的“先進核能”包括兩大技術：一是核聚變技術，歐盟計劃投資於核聚變研究，希望實現清潔、幾乎無限的能源供給；二是先進裂變技術，尤其小型模塊化反應堆（SMR）和先進模塊化反應堆（AMR）被視為下一代核能技術的核心。與傳統核電站相比，SMR體積更小，建設周期更短，安全性更高，並可靈活應用於工業供熱、數據中心等場景。歐盟希望在2030年代初實現首批SMR投運。

儘管方嚮明確，但歐盟重拾核能並非坦途。首先，核電站建設時間長且成本高昂，例如芬蘭奧爾基洛托3號反應堆的建設，由於結構和材料缺陷等原因，成本從最初的30億歐元不斷飆升，已超過110億歐元，最初預計的4年建設期也延長至18年。其次，放射性廢物如何處理、如何讓公眾接受核能作為可靠能源，都尚未解決。此外，儘管SMR潛力巨大，但其商業化規模應用尚未得到驗證。截至2026年初，歐盟尚未頒發任何SMR建設許可證。

崔洪建接受《環球時報》記者採訪時分析說，歐盟重拾核能，面臨三重挑戰：一是各成員國差異大。歐盟各成員國能源結構差異在擴大、綠色能源轉型進程不同、對核能接受程度也各異，達成共識並非易事，且歐盟層面初期的財政支持也較為謹慎。二是可能加劇內部競爭。當下法國是在核電方面領先的歐盟成員國，若核能在歐盟能源結構中重要性上升，不排除德國等具備核技術、但曾經受“棄核”政策限制的國家加入競爭，加劇歐盟內部博弈。三是易受外部影響。未來如果中東戰事平息，國際能源供應恢復正常，歐洲內部復興核能的動力恐難持續，加之美國不斷施壓歐盟購買更多美國能源，這些因素都可能削弱歐洲持續發展核能的意願。（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