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4日，特朗普當局低調發佈《2025年國家安全戰略報告》。這份文件並非聲勢浩大的政策宣言，而是將“美國優先”原則正式推向新高度：明確將外交焦點鎖定西半球，提出“門羅主義的特朗普推論”（Trump Corollary to the Monroe Doctrine），計劃通過軍事、經濟、外交多重杠桿，打擊移民潮、毒品販運及所謂“中國在拉美的影響力滲透”；同時大幅縮減在中東的軍事存在，尖銳批評歐洲盟友的“文明衰落”，指責其依賴美國保護卻不願分擔相應責任。報告直白宣告民主推廣時代的終結，明確美國將摒棄理想主義，轉向“務實優先”的外交路徑——不干涉他國內政、放棄“永久全球霸權”的幻想，將商業利益與技術主導權置於核心位置。

這並非特朗普政府獨創的“孤立主義回潮”，而是美國對外戰略史上反覆上演的周期性現象，是戰略“收縮”階段的典型呈現。在這一階段，美國會從全球干預的峰值退回內省與選擇性介入狀態，將重心轉向本土繁榮與西半球事務管控。這種“擴張—收縮”的擺動自美國建國以來已歷經十餘輪，深刻折射出其作為“例外主義”大國的內在矛盾：既渴望以自身模式重塑世界，又極易因戰爭疲勞與經濟壓力而產生戰略反彈。美國外交的周期性絕非偶然，而是公眾情緒波動、地緣政治危機與制度內在張力共同作用的結果，貫穿了從華盛頓時期的中立政策、冷戰時期遏制戰略以及特朗普式門羅主義的全部歷史進程。

美國對外戰略的周期性特征，根植於其建國之初的核心基因：作為遠離歐洲大陸的共和國，美國既追求自由貿易紅利，又極力規避帝國式的國際糾葛。這種“擴張—收縮”的交替循環，平均每20-30年發生一次，由政治學家弗蘭克·L·克林伯格於20世紀50年代首次系統闡釋。擴張周期平均持續27年，以外向型國際主義為核心：美國積極介入全球事務，通過構建軍事聯盟、提供經濟援助、推廣民主制度等方式維護所謂“自由秩序”。收縮周期平均持續21年，美國則轉向內向型孤立主義：減少海外承諾、避免捲入地面戰爭，將國內重建與社會議題列為優先事項。這種周期並非線性演進，而是辯證的輪回：過度擴張引發國力透支與民眾厭戰，進而推動戰略退縮；而戰略退縮又會在全球範圍內製造權力真空，最終引發新的危機，倒逼美國再次擴張。

美國早期的戰略周期多與北美大陸擴張同步：在1776–1798年的收縮期中，美國遵循華盛頓告別演說中“警惕永久聯盟”的告誡，聚焦國內建國進程，通過1794年《中立法》規避歐洲戰亂；在1798–1824年的擴張期中，美國通過路易斯安那購地、1812年對英戰爭，推動“自由帝國”向西拓展；在1824–1844年的收縮期，美國在門羅主義框架下堅守西半球孤立政策，全力推進國內基礎設施建設；在1844–1871年的擴張期，美國以“天定命運”為旗幟，通過美墨戰爭奪取加利福尼亞，將商業觸角延伸至太平洋沿岸。

美國總統特朗普 新華社照片

內戰結束以後，美國對外戰略周期呈現明顯的全球主義轉向：1871–1891年的收縮期中，美國專注於工業復甦，僅通過阿拉斯加購地進行有限海外拓展，始終避免介入歐洲事務。1891–1919年的擴張期則標誌著美國帝國主義意識的覺醒，通過美西戰爭吞併菲律賓、通過羅斯福協定干預拉美事務、推行中國“門戶開放”政策，再到參與一戰，美國正式登上世界舞台。1919–1940年的收縮期，美國孤立主義情緒加劇，國會通過中立法案拒絕加入國際聯盟，大蕭條迫使羅斯福新政聚焦國內經濟刺激，歐洲權力真空間接助長了納粹崛起。在1940–1968年的擴張期，美國通過參加二戰、實施馬歇爾計劃、建立北約重塑歐洲格局，參與朝鮮戰爭確立亞洲冷戰秩序，依託聯合國體系鞏固全球領導地位，最終鑄就冷戰格局與自身霸權。越南戰爭的戰略泥潭催生了1968–1989年的收縮期，尼克松政府推行“緩和”政策與戰爭“越南化”策略以分擔盟友防務負擔，水門事件後國會通過《戰爭權力法》制約總統對外用兵權，美國外交重心重新回歸服務國內經濟發展議題。在這個期間，美國的盟國泰國曾與越南發生軍事衝突，美國拒絕承擔對泰國的保護義務。

冷戰結束以後，戰略周期延續既定模式，但更受總統任期驅動的“鐘擺效應”影響：1981年里根總統上台至2008年金融危機前夕，美國進入近28年的擴張高峰——里根政府以“邪惡帝國”論調對抗蘇聯、推行“星球大戰”計劃，逆轉了越南戰爭後的戰略退縮；老布什政府通過海灣戰爭展示多邊聯盟實力；克林頓政府介入巴爾幹事務、推動北約東擴，鞏固歐洲主導權；小布什政府在“9·11”事件後發起“全球反恐戰爭”，入侵阿富汗與伊拉克，大力推廣民主制度，國防預算從1980年的1340億美元飈升至7000億美元。這段擴張期受益於美國“單極紅利”，但伊拉克戰爭的萬億美元消耗與4000餘美軍陣亡，引發了空前的民眾厭戰情緒。

2009年起，奧巴馬政府開啟新一輪收縮，承諾“結束伊拉克戰爭”，通過漸進撤軍、“轉向亞洲”戰略、達成伊朗核協議等舉措，推行“輕足跡”外交，在利比亞危機中實施“後排領導”模式，把主動權交給法國等歐洲盟友。特朗普第一任期將這一趨勢極端化，以“美國優先”為由退出TPP與巴黎協定，將北約視為“經濟負擔”。拜登政府雖重建AUKUS與QUAD聯盟、對俄烏衝突提供大量援助，但2021年阿富汗撤軍的混亂局面暴露了戰略退縮的特征，對中東地區則維持“戰略模糊”態度。2025年《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的發佈，標誌著這一收縮期的進一步深化——將西半球事務置於首位、批評歐洲“弱勢”、放棄民主推廣議程、轉向“務實交易”。這既是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印記，更是美國戰略周期性退縮的必然結果。

美國對外政策的周期性波動脈絡清晰：擴張期如冷戰時期的“深層介入”，美國通過構建海軍-基地網絡、主導多邊機構，全力追求全球秩序重塑，從羅斯福政府干預拉美到小布什政府支持中東“阿拉伯之春”，均以輸出“美國模式”為旗幟，背後是公眾自信高漲與經濟繁榮的支撐。收縮期則體現為“離岸平衡”策略，減少地面部隊部署，以貿易戰等經濟工具替代武力干預，強調本土的“榜樣作用”。例如，一戰後中立法案下的孤立狀態，卡特政府大力推行人權外交而無力干預伊朗革命，雖短期聚焦國內事務，卻在長期醞釀新的危機。1919–1940年的退縮間接催生二戰，奧巴馬-特朗普時期的“戰略脫離”則為其他國家崛起創造了空間。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周期交替並非絕對割裂，而是呈現漸變性特征：擴張期中夾雜局部退縮，收縮期中亦存在有限介入，例如拜登政府對烏克蘭的軍事援助。近年來，美國總統的政策調整更顯“鐘擺效應”：奧巴馬修正小布什政府對中東的深度介入，特朗普推翻奧巴馬政府的伊朗核協議，拜登完成特朗普未竟的阿富汗撤軍，特朗普第二任期則將拜登的多邊“有限恢復”壓縮為狹隘的“西半球優先”。

此外，美國戰略周期的終結往往伴隨著“震撼事件”——珍珠港事件終結孤立主義，“9·11”事件重啟全球干預。這一現象反映了美國外交“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的對立統一：理想主義驅動對外擴張，而現實主義層面的國力疲勞與利益權衡，又會推動戰略收縮。

美國對外政策的收縮與擴張，就像美元潮汐效應一樣，既為其他大國提供了戰略拓展空間，也暗藏潛在風險。歷史上，一戰後的德國與日本、越南戰爭後的蘇聯，均曾將美國戰略收縮視為自身擴張機遇，最終卻因美國重啟戰略擴張而遭遇失敗。因此，從歷史大周期的視角審視美國對外政策的演變，對於理解當前國際格局與未來發展趨勢，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作者張家棟為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教授。本網獲獨家授權刊發，轉載請註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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