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新聞網12月24日電（記者 崔隽）隨著全球產業鏈與供應鏈格局加速重構，出海不僅是貫穿2025年的大趨勢，也是未來很長一段時間裡中國企業求生存、謀發展的核心關鍵詞。從“單打獨鬥”到“抱團出海”，從成本導向到品牌引領，中企出海的模式、動力與地圖正在發生深刻變化。在此背景下，香港中通社、香港新聞網邀請長期研究國際貿易與投資的中山大學嶺南學院副院長、中山大學自貿區綜合研究院副院長魯曉東，深入解讀中企出海的新趨勢、新挑戰與新機遇。

12月5日，在重慶果園港滾裝碼頭，“重慶造”新能源汽車在裝船，之後將通過“江海聯運”的方式出海。（圖源：新華社）

模式之變：供應鏈協同，促動抱團出海

香港中通社、香港新聞網：您如何看待當前企業出海從“單打獨鬥”到“艦隊式抱團”的轉變？模式轉變的核心原因是什麼？

魯曉東：這種變化應該與產業更迭，也即出海主力產業的變更，有直接關係。

現在出海的主力是一些分工高度細化的產業，如電子、新能源等。它們的特點是產業鏈極長，協作性極強。一部智能手機涉及幾千個零部件上萬個細小組件，由全球數百家企業協作完成。在這種模式下，單個生產環節孤立地出海，意義不大，甚至會因缺乏產業配套而無法生存。

我舉一個具體的例子。像立訊精密、聞泰科技這類企業，深度嵌入蘋果或特斯拉的全球供應鏈。當蘋果決定在越南或印度設廠時，它必然要求其核心供應商跟隨遷移，因為在當地無法找到替代的供應鏈體系。這對於上游企業而言，不是選擇題，而是生存題——不跟進就可能永久失去訂單。因此，供應鏈的協同性與安全性是推動“抱團出海”的第一個現實原因。

第二個關鍵原因是海外目的地基礎設施不健全。當前許多熱門投資目的地，如東南亞、墨西哥，其熱度部分源於“近岸外包”或“友岸外包”等地緣政治因素，而非全球供應鏈的自然選擇。這些地區往往缺乏中國那樣成熟完善的工業園區生態。面對這種情況，企業不得不聯合起來，自行構建產業生態。一個非常典型的案例是印尼的青山工業園，它不僅是一個工廠集合，更是一個系統性工程，自己解決了廠房、設備、供電、物流、法務等硬設施和軟服務，為入園企業提供了完整的運營環境。這就是被目的地基礎設施條件逼出來的抱團模式。

印尼青山工業園（圖源：中國一帶一路網）

第三是日益高昂的合規成本也促使企業聯合。無論是歐盟的GDPR（通用數據保護條例），還是越來越嚴格的ESG（環境、社會和治理）標準，都不再是單個企業的責任。例如，ESG的要求已延伸到整個供應鏈，你的供應商不達標，你自己也無法達標。這種全鏈條的合規壓力，使得上下游企業必須共同應對。

總之，核心一句話，抱團出海主要是基於供應鏈上的考慮。

香港中通社、香港新聞網：從字面上理解，“抱團”確實感覺力量變大了。這種模式具體能為中企在海外帶來哪些競爭優勢？

魯曉東：優勢是顯而易見的，主要放大了中國製造業的集群優勢。

首先，是規模效應下的成本分攤。共同的物流倉儲、法律服務、清關報關等需求集中起來，可以顯著降低單家企業的運營成本。

其次，是集體議價能力的提升。以一個產業鏈集群的形式去與當地政府談判，在爭取稅收減免、土地優惠等政策時，話語權遠高於單個企業。

最後，還極大降低了供應鏈重構的適配成本。大家在國內就是合作夥伴，生態是現成的，到海外可以直接複製協作模式，避免了重新尋找、認證、磨合新供應商帶來的效率損失和風險。

動力之變：“供應鏈架構師”和品牌價值

香港中通社、香港新聞網：您認為當下中國企業出海的內核驅動力發生了怎樣的根本性變化？以前出海可能是為了尋找低廉的成本，現在是為了什麼？

魯曉東：傳統的跨國公司理論將海外投資的驅動力分兩類：一是“水平型投資”，旨在開拓和佔領目標市場，比如中國福耀玻璃去美國俄亥俄州建廠等；二是“垂直型投資”，旨在利用當地低廉的生產要素以降低成本，比如過往中國企業去東南亞有為了當地低廉人力成本的考慮。

但今天的驅動力已經超越了這兩點。現在的出海，更像是一個戰略性布局，可以理解為“供應鏈架構師”。目標不再是簡單的產品出海，而是整個產能的出海，在當地製造，再分銷到全球。

一個標誌性的變化是出海中強烈的品牌訴求。過去，中國產品常與“低價”標籤綁定。但現在，企業高度重視品牌價值。例如比亞迪，其車型在挪威市場的售價遠高於國內，成功樹立了高端品牌形象。再比如華住酒店集團，在國內市場以中端品牌為主，但通過海外併購，擁有了能够與國際酒店集團對標的高端品牌梯隊。這顯示出中國企業的出海正從“掙辛苦錢”向“掙品牌溢價”轉變。

市場之變：“新興歐洲”和全球南方的機遇

香港中通社、香港新聞網： 我們注意到，中企出海的目的地重心也在發生轉移，從歐美傳統市場更多轉向東南亞、中東等地區，這背後的邏輯是什麼？這些新興市場為中國企業提供了哪些具體的機遇？

魯曉東：這是一個非常關鍵的變化。如果用粗線條來劃分，中國企業出海目的市場從歐美主要轉向了這些全球南方國家，以及新興歐洲（emerging Europe）。所謂新興歐洲，大致包括從波羅的海國家如立陶宛、拉脫維亞，一直延伸到中歐的匈牙利、斯洛伐克等原東歐地區。歐洲仍然是中企出海主要目的地，但不再只是傳統的英德等國。

這些國家為什麼能成為中國企業出海的熱土？首先，地緣政治因素是首要驅動力。大國關係的變化使得企業需要重新評估在傳統市場的風險，尋求更多元、更安全的布局。

另外，這些國家的吸引力巨大，原因在於：發展階段互補，它們正處於工業化、城鎮化早期，對基礎設施建設、能源電力、工業品的需求巨大，與中國強大的產能完美契合；政策引導也恰逢其時，“一帶一路”倡議為中國企業與這些國家的合作提供了頂層設計和政策支持，降低了政治風險；另外，相對而言，這些市場的貿易壁壘和保護主義傾向目前低於發達國家，為投資提供了更寬鬆的環境。

比亞迪英國Clayhill光儲一體化項目。（圖源：比亞迪網站）

這些新興市場為中國企業帶來的機遇主要集中在三大領域：

一是能源領域。既包括為缺電國家提供發電和電網解決方案，也包括幫助資源國（如中東）實現能源轉型，光伏、儲能等新能源企業空間廣闊。

二是數字產業。中國在5G、數據中心、人工智能應用等數字基礎設施和解決方案方面具有明顯優勢。

三是消費品領域。通過Temu、SHEIN等電商平台，中國製造的優質優價產品能快速觸達新興市場消費者，滿足其消費升級的需求。

聚焦香港：中企出海的緩衝器和連接器

香港中通社、香港新聞網：在這一系列變革中，香港的角色有何新變化？其獨特價值如何體現？

魯曉東：經過一段時間的調整，無論是港府還是市民，對“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認知和接受度在提升，這對商業至關重要。我對香港的未來非常樂觀。從數據上看，香港前三季度經濟增速已經起來了，第三季度GDP同比上升3.8%。投資方面，香港在2024年外來直接投資（FDI）流入金額方面排名全球第三，僅次於美國和新加坡。香港與內地長期是彼此的主要貿易夥伴。2024年，內地在香港貨物貿易額中所占比例為51%。

香港的角色和價值對出海企業來說，有幾點不可替代：

第一，無可比擬的金融樞紐地位。企業出海，資金先行。作為自由的離岸金融中心，香港是企業出海進行全球資金調度、融資和風險管理的最佳平台。

第二，高度發達的專業服務體系。其法律、會計、稅務、咨詢等服務與國際完全接軌，能為企業出海提供全方位的護航。

第三，香港標準即國際標準。香港的規則、認證是全球通行的，內地企業在此可以低成本地熟悉國際商業環境的“水溫”，是一個完美的緩衝器和連接器。

截止到2023年底，中國的海外創業企業60%都是集中在亞洲，其中一半多都是在香港。未來香港的地位角色會越來越重要。

香港中通社、香港新聞網：我們注意到，今年香港政府層面也牽動成立“中企出海專班”。這種由政府協調提供平台和資源的模式，未來是否會成為一種普遍趨勢？

魯曉東：無論是港府、貿發局還是金管局，近期出台的一系列政策，都說明香港已經清晰地意識到了，“助力中國企業出海”是一個歷史性的、現象級的機遇。中國有如此多的企業需要走出去，而香港擁有不可替代的獨特優勢。港府成立“出海專班”，正是為了給內地企業提供一個更集中、更高效的平台，去協調各個部門和機構，整合資源，形成合力。這標誌著香港從過去更多依靠市場自發力量，轉向更加積極、主動地提供制度化和機制化的支持。

香港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十月六日出席內地企業出海專班啟動儀式。圖示（前排左四起）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衞、陳茂波、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丘應樺、投資推廣署署長劉凱旋，以及其他嘉賓在活動合照。（圖源：香港政府網站）

出海新局：最大的不確定性還是地緣政治

香港中通社、香港新聞網：在當前出海新階段，中國企業相比五到十年前，展現出的最顯著的新優勢是什麼？與此同時，它們面臨的最嚴峻、最普遍的新挑戰又是什麼？

魯曉東：新的優勢方面，我認為最突出的有幾個。首先是極緻的產品力與供應鏈韌性。中國製造現在在全球幾乎找不到對手，不僅僅是成本低，關鍵是反應速度極快，實現了所謂的“小單快反”和柔性製造，這些詞在五到十年前是沒有的。比如SHEIN的成功，一件衣服從設計到穿到全球消費者身上，只需要7天時間。而在Zara主導的快時尚時代，這個周期是15到20天。這背後是對幾千家供應商的強大掌控力和數字化調度能力。

其次是領先的數字化運營能力。無論是在製造業，還是服務業，中國企業的數字化應用深度和廣度都明顯強於許多國外同行。

6月7日，在科威特哈瓦利省，一名男子在手機上使用希音（Shein）電商平台網購。新華社發

最後是強大的組織學習能力和本地化意願。中國企業家通常比較低調、務實，尊重當地市場，能够快速融入。比如海爾併購通用電氣的家電業務後，幾乎完全保留了原有的當地管理團隊，實現了無縫銜接，這種謙遜和學習能力是很大的優勢。

當然，現在中企出海也需要面對普遍性的挑戰。首要的就是地緣政治風險及由此帶來的高合規成本。

對企業來說，出海最大的不確定性還是地緣政治。這也解釋了為什麼那麼多企業選擇將香港或新加坡作為出海的第一站，在這裡先落腳，可以有效管理和規避一些直接風險。此外，各種數據安全法（如GDPR）、ESG標準、原產地規則非常複雜。中國企業尤其需要對數據主權、ESG等有清醒認知，國內一些習慣性的做法在海外是行不通的。

品牌信任度的建立也是一大挑戰。雖然中企在努力提升品牌，已有成功案例。但國際社會對一些中企在透明度、社會責任、質量口碑等方面的信任度仍需長期經營。

最後是要進行組織與人才管理的全球化升級。珠三角企業的高效往往依賴於“老闆文化”，指令下達執行很快。但這種方式并不適合海外，需要轉向更強調部門協同、激勵相容的分布式管理模式。另外，海外經營複雜度較高，出海不是簡單將國內優秀團隊直接拉到海外去，而是要有專門針對海外的人才部署，加強全球人才的儲備和任用。（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