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新聞網10月15日電（記者 崔隽）中國每五年做一次規劃，這份文件被看做解讀中國未來五年發展走向的關鍵密碼，也標刻了中國式現代化“一步一個腳印”的來時路程。每一份文件在編製時都反映了時代脈動，比如極具特色的“一五計劃”，由於經濟建設大局未定，因而“邊執行邊計劃”，開啟新中國第一個發展黃金期；“六五”期間，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全面推行，改革開放拉開帷幕；“十三五”期間，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如期實現……

二十屆四中全會將於10月20日至23日召開，會議將對“十五五”規劃編製建議進行審議。此後，國務院根據建議起草綱要草案，於明年提交第十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審議。草案通過即上升為具有法律效力的“十五五”規劃綱要文件，最終正式公佈。在此之前，回看歷次五年規劃的幕後故事和標誌性意義，可更全面地理解五年規劃的重要性，同時也是對中國改革和發展歷程的一次曆史回眸。

2021年，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審議“十四五”規劃綱要草案。（圖源：新華社）

一張“邊執行、邊計劃”的設計圖

“建設一個工廠，需要有設計書和設計圖。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社會，也同樣需要有設計書和設計圖。……這部設計書，不僅僅是設計了一個工廠，而是設計了幾百個幾千個工廠；其中許多工廠不僅是我國從來沒有過的，而且在世界上也是技術先進的。它不僅僅是工業的設計，而且包括了農業、運輸業、商業和文教衛生事業。”原國家計劃委員會副主任房維中親歷八個“五年計劃”擘畫，他曾用“設計書”來比喻第一個五年計劃。

“一五”計劃從1951年開始編製，但直到1954年仍未有初稿。這期間受抗美援朝戰爭影響，且蘇聯援建重點工程短時間未能確定，“一五”計劃只能采取邊執行、邊計劃的辦法，不斷修訂、調整、補充。

1954年，毛澤東下了“軍令狀”，要求從2月15日起，用1個月零5天拿出五年計劃綱要草案粗稿。此前2月12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成立編製五年計劃綱要草案八人工作小組，由陳雲任組長，成員包括高崗、李富春、鄧小平、鄧子恢、習仲勛、陳伯達、賈拓夫。

從2月15日開始，陳雲每周兩三次，到國家計委聽匯報。他說：“像拉胡琴一樣，弦不繃緊，調不正；繃得過緊，弦就斷了。我們剛開始搞計劃經濟，編製的是頭一個五年計劃，應特別注意計劃的可靠性，免得弦斷了，挫傷群眾的積極性。”

“一五”計劃前後總共編製了五回。據陳雲的秘書邱純甫回憶，陳雲當時常說，我們編製計劃的經驗很少，需要邊做邊改，執行一段看一看，調整一下。

對於編製五年計劃的指導思想，陳雲提出“按比例發展”和“綜合平衡”原則。他說，中國經濟落後，要在短時期內趕上去，因此計劃中的平衡必然是一種緊張的平衡。“所謂緊張的平衡，就是常常有些東西不够。”計劃中要有帶頭的東西，就近期來說就是工業，尤其是重工業。“樣樣寬裕的平衡是不會有的，齊頭并進是進不快的，但緊張決不能搞到平衡破裂的程度。”

這種平衡包括財政收支平衡、現金收支平衡、外匯收支平衡、購買力與商品供應之間平衡。農業與工業、輕工業與重工業、重工業各部門之間、工業發展與鐵路運輸之間，都要按比例發展。

方向上要平衡，方法上也要平衡。舊中國留下的統計資料很不齊全，國內資源狀況不明，但同時“必須有比較可靠的統計資料和比較合理的定額，否則就無法進行平衡。”曾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計委主任的李富春這樣寫道。“這就要求我們加強統計工作，對各種經濟情況進行統計分析，研究各種主要的技術經濟定額，使計算平衡所依據的資料真正有科學的根據。”

“一五”計劃整個編製過程中，一、二、三、五次都是在陳雲主持下完成的。1953年陳雲請病假期間，由周恩來直接指導計劃編製。

那時在國家計委工作的王光偉回憶：“總理親自指導編製計劃，審定計劃，他工作非常細緻，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幾乎每一個數字他都要過問，幾乎每一個百分比他都要親自計算，有些數字差錯往往是總理糾正。”

“一五”計劃的編製和實施過程有許多蘇聯的影子。實際上，編製五年計劃本身就是學習蘇聯的經驗。對於這份計劃，蘇聯給出過詳細意見，如將工業年平均增長速度從20%調低至14%—15%、大力發展手工業和小工業以補充大工業之不足等。與此同時，1952—1953 年中方與蘇方就援建項目反複談判。如果說“一五”計劃的中心是工業基本建設，那麼蘇聯援助的156個項目即為“中心的中心”，包含核工業、航空航天、電子等基礎項目。

1954年10月底至11月初，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三人先後離開北京到達廣州，用近一個月時間，對“一五”計劃草案初稿進行仔細審議修改。這是編製過程中的“最高級別、最重要的一次決策性會議”。

1955年3月，黨的全國代表會議對“一五”計劃草案進行了審議，決定原則通過這一草案。7月30日，全國人大一屆二次會議審議并正式通過“一五”計劃。至此，“一五”計劃歷時四年之久，終於編製完成。

“人類的發展有了幾十萬年，在中國這個地方，直到現在方才取得了按照計劃發展自己的經濟和文化的條件。自從取得了這個條件，我國的面目就將一年一年地起變化。每一個五年將有一個較大的變化，積幾個五年將有一個更大的變化。”1955年的毛澤東如是寫道。

1957年，第一個五年計劃超額提前完成，按不變價格計算，工農業總產值增長了68％，農業總產值增長了 25％，工業總產值增長了128％。以156項重點工程為核心，中國建立了鞍鋼、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瀋陽機床廠等一批骨幹重工業企業，初步形成了合理的工業布局。從建設速度來看，大大小小的施工項目，平均每天就有一個開工或者竣工。在機器的轟鳴聲中，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基礎得以奠定。

1956年7月13日，新中國第一輛解放汽車駛下總裝配線。（圖源：新華社）

總體而言，從“一五”計劃到“五五”計劃，中國皆是在摸索中前行。房維中曾回憶說：“心情最舒暢的是第一個五年計劃。‘二五’至‘四五’計劃時期，儘管經濟起伏震蕩，但總的來說，各項事業還是向前發展的。”

不僅是發展的規劃，也是改革的規劃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拉開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大幕。隨著經濟體制改革步伐加快，在計劃調節和市場調節之間如何進行選擇，社會上爭論激烈。

1980年2月，國務院決定重新制定中長期計劃，國家計委繼續編製“六五”計劃草案。1982年12月，“六五”計劃編製完成并獲批准，成為新中國歷史上繼“一五”計劃之後，正式公佈的第二個五年計劃。

對於制定“六五”計劃，中共中央、國務院提出一條重要方針，即堅決不再搞高指標，指出“六五”的增長速度必須是沒有水分的、有後勁的速度。另外，從“六五”計劃開始，名稱中增加了“社會發展”，增加了人民生活改善、勞動就業、環境保護等方面內容，更加強調經濟與社會協調發展。

“六五”期間，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全面推行，成功進行了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并開始了以城市為重點的經濟體制全面改革，深圳、珠海、汕頭、廈門經濟特區建設取得初步成效，工農業總產值年均增長11%。

1983年，國務院著手組織“七五”計劃的起草工作。此時，計劃與市場之爭此時已臨近最後交鋒時期，市場經濟的改革取向已經不可逆轉。從“七五”計劃開始，中國的五年規劃不僅是發展的規劃，也是改革的規劃。1985年8月，起草組在“七五”計劃第六稿中增加了基本指導原則，強調把改革放在首位。最終公開的“七五”計劃，專門設置了“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和任務”一章。

1986年，經全國人大六屆四次會議審議批准，是首次在新的五年計劃剛起步時就制定出來的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七五”期間，在產業結構調整、外向型經濟（沿海開放）和體制改革上取得明顯進展，GDP 與城鄉收入均快速增長。

“八五”計劃在 1991年批准，確定了1991—2000的長期發展目標，包括到 2000年GDP比1980年翻兩番的遠景目標。

次年，鄧小平先後視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併發表“南方談話”。在談話中鄧小平指出“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點，看準了的，就大膽地試，大膽地闖”，為改革開放提供了一劑強心針。同年，中共十四大召開，正式將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作為改革開放的目標確立下來，意味著存在多年的計劃與市場之爭在指導思想領域基本結束。以上都為“八五”計劃的實施注入了強烈的政治推動力。

1992年，鄧小平在深圳仙湖植物園種下一棵四季常青的高山榕。（圖源：南方日報）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綱要》中，“八五”計劃被官方評價為“執行得最好的五年計劃之一”，實現了提前完成多項指標，外向型經濟與技術引進成效顯著，形成了總體開放的新格局。

有分析人士將“六五”至“十五”計劃的25年概括為“變動中的體制，變動中的規劃”。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到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再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和規劃轉型相互牽引。進入新世紀，“十五”計劃時期，中國經濟總量躍升至世界第四位。“十一五”規劃時期，中國經濟總量實現“兩連超”（先後超過德國和日本），躍升至世界第二位。

每一次都有重大創新

“一五”至“五五”計劃把發展重工業放在突出位置，為產業體系的搭建奠定堅實基礎；“六五”至“十五”計劃著力解決社會發展問題，使發展目的和發展手段有了更好結合；以2006年為分界，從“十一五”規劃開始，“五年計劃”更名為“五年規劃”。一字之差，卻是中國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深刻轉變的體現。

清華大學中國發展規劃研究院常務副院長董煜認為，在近幾個五年規劃綱要編製中，每一次都有重大創新。

“十一五”規劃創造性地將指標分為預期性和約束性兩類，其中預期性指標是國家期望的發展目標，主要依靠經營主體的自主行為實現；約束性指標是在預期性指標基礎上進一步明確并強化政府責任的指標，是中央政府在公共服務和涉及公眾利益領域對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有關部門提出的工作要求。

“十二五”規劃增加了民生和社會治理板塊，“十三五”規劃把創新作為第一任務，單列了網絡經濟空間、基礎設施網絡、新型城鎮化、教育和健康等板塊，“十四五”規劃增加了國內市場、數字化、鄉村振興、國民素質、安全等板塊，同時在在編製時還首次通過互聯網向全社會廣泛征求意見和建議，這在中國五年規劃編製史上還是第一次。

2016—2025 年這十年，是中國發展邏輯從“高速增長”向“高質量、戰略自立”深度轉向的關鍵窗口。因此，“十三五”承載著“決勝全面小康”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任務；“十四五”則把“高質量發展、科技自立、綠色低碳與構建新發展格局”作為核心，并把2035遠景目標寫入國家藍圖。

雲南減貧實踐為全球南方帶來啟示，圖為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瀘水市六庫街道陽坡村一景。（圖源：新華社）

從建黨百年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接下來的“十五五”（2026-2030年），將是承上啟下的關鍵五年。

有專家分析，“十五五” 規劃或與高質量發展、關鍵改革和綠色轉型深度綁定。三個“五年”後，中國要在2035年順利完成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實現經濟總量或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比2020年翻一番；并且在2029年，三中全會部署的300多項改革任務要全部完成；同時，2030年中國要實現非化石能源消費比重達到25%左右等“碳達峰”目標。而為了實現上述目標，“十五五”階段，中國經濟總量或需至少保持年均4%左右的經濟增長水平，生態環保類指標或需在“十五五”期間“趕進度”，二十屆三中全會明確部署的300多項改革任務，則要求2029年前全面完成。

五年規劃，既是“國事”，也是“家事”。一部五年規劃史，也是一部新中國的建設史和發展史，幾十年的時間走完了發達國家幾百年走過的工業化進程。有學者指出，近年來國際學界和政界也越來越認識到，通過堅持編製實施發展規劃，一屆接著一屆干，一以貫之謀發展，是中國經濟成長的重要秘密，是值得深入研究和分析的經典教材。（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