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新聞網7月29日電（崔隽）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抗戰題材電影《南京照相館》正在內地熱映，預計下月在香港上映。影片中，一群生活在南京的百姓在日軍佔領時期躲在吉祥照相館避難，這期間他們被迫幫助日軍攝影師衝洗底片，結果發現這些照片竟是日軍殘暴屠殺中國人的證據。原本只想保命的他們，最終決定拚死保存這些日軍罪證，期望終有一日，將之昭示天下。

這樣的情節并非編劇的想象，而是取自真實的故事。家國破碎，同胞受辱，歷史上有兩名普通的南京青年在互不知情的情況下冒險守護了一本相冊，最終這本相冊成為南京審判法庭上為侵華戰犯定罪的“京字第一號證據”。

作為南京大屠殺案“京字第一號證據”的日軍暴行相册。（圖源：新華社）

“恥？”

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此後6周，整座城市籠罩在血色陰霾之下。國際紅十字會南京分會主席約翰·馬吉在給妻子的信中寫：“過去一個星期的恐怖是我從未經歷過的。我做夢也沒有想到日本兵是如此的野蠻。這是屠殺、強奸的一周。我想人類歷史上已有很長時間沒有發生過如此殘暴的事了，只有當年土耳其人對亞美尼亞人的大屠殺堪與比擬。” 他看到日本兵不僅屠殺能找到的所有俘虜，而且大量屠殺不同年齡的平民百姓。“似乎任何下士班長或是列兵都可以決定任何一名中國人的命運。”

在長江路估衣廊一帶，有一家華東照相館，15歲的羅瑾在那裡做學徒。1938年1月的一天，一個日本軍官送來兩卷膠卷要求衝印。衝洗過程中，底片的畫面逐漸顯露，讓羅瑾震驚不已——砍頭、活埋、強奸……原來這些都是日軍屠戮中國百姓的真實場面，而他們選擇拍攝下來，純粹為了娛樂和發洩。羅瑾想保存這些罪證，於是冒著生命危險悄悄多洗了30張，又用硬紙自製了一個小冊子，選取了16張相片貼在內頁。

在封面上，羅瑾畫了一幅反映相冊內容的畫：左邊是一個深紅色的滴血的心臟，右下方是一把沾血的利刃，刀尖下汪著一灘鮮血，右上角寫了一個“恥”字，字的正下方是一個大大的問號。寓意是，日軍在南京製造慘無人道的血腥屠殺，是全體中國人的深重恥辱，何時才能雪恥？

1940年，羅瑾離開照相館，迫於生計進入位於毗盧寺內的汪偽政府交通電訊集訓隊，每天學習發報和架線。沒人知道，他將這本小冊子藏在宿舍床板下。

次年初的一天，汪偽憲兵在毗盧寺展開大清查。情急之下，羅瑾將寺廟後院厠所的磚牆掏空一塊，把相冊塞進洞內并糊上泥巴。然而幾天后，當他再次來到厠所，準備拿出相冊時，卻發現它已不翼而飛。

擔心招來殺身之禍，羅瑾逃離南京，後輾轉多地，後在福建大田縣開了一家“上海照相館”，隱居度日。

16張照片重見天日，成為“京字第一號證據”

羅瑾不會想到，1941年，這本冊子在草叢中被人發現了。巧的是，這個人竟是他在集訓隊的同學吳旋。

“父親雖然沒讀過多少書，但他明白這本相冊的分量，當時就小心翼翼地把相冊塞進裡衣的口袋。”吳旋的女兒吳建琦接受媒體採訪時說。

在日偽統治區，私藏“反日資料”是滅頂之災。吳旋將相冊藏於一尊坐佛的底座。此後，他每天夜裡站崗或上厠所時，總要偷偷摸一摸，確認相冊還在。結束培訓離開寺廟後，他又將相冊珍藏在隨身小箱的最底層。

抗戰勝利後，1946年，前侵華日軍第六師團師團長、南京大屠殺案主犯谷壽夫交由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審判。對於南京大屠殺慘案，谷壽夫矢口否認：“1937年12月，我奉命到蕪湖在南京只有一個星期，沒有聽說屠殺消息。”此話引起國人憤慨。

南京軍事法庭號召市民檢舉侵華日軍在南京犯下的罪行。吳旋找出塵封已久的相冊，交給南京市臨時參議會。他在“為呈獻南京大屠殺案敵寇罪行照片事”中寫道：“（抗戰）勝利以來，此十六張照片始得重睹天日，今聞貴會有搜集敵寇罪行、偵訊戰犯用，特將該項材料檢出，請代送有關機關，使殘暴敵寇得以明正典刑。”

從羅瑾到吳旋，這本保存了8年的相冊，被編號為南京大屠殺案“京字第一號證據”，終於完成了它的使命，成為為侵華戰犯定罪的鐵證之一。40餘天的大屠殺、極盡集體槍殺、活埋、刀劈等殘忍手段，34萬中國軍民被殺害，全城三分之一建築被燒毀。1947年3月10日，南京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判決谷壽夫死刑。1947年4月26日，谷壽夫被押赴南京雨花台執行槍決。

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館長周峰曾對媒體說，檔案是歷史記憶的重要載體，這些珍貴的檔案既有紙質文本，也有照片、電影膠片及其他實物等，內容相互印證、互為補充，構成完整證據鏈，其中羅瑾和吳旋保存的16張日軍拍攝的暴行照片尤為珍貴，它們作為法庭審判的重要物證，具有不可替代的歷史價值。

1995年，跨越半個世紀，年歲已高的吳旋和羅瑾在南京重逢，兩人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合影。此後吳、羅二人分別在1998年和2005年去世。他們共同守護的相冊，被珍藏於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并於2015年與國內各檔案機構所存其它南京大屠殺檔案一起，成功入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公佈的“世界記憶”遺產名錄。

1995年，羅瑾和吳旋在南京重逢。（圖源：新華社）

“看見了，就不能背過身去”

除了羅瑾和吳旋，從過去到現在，許多人都是日本侵華鐵證的守護者，他們選擇盡己所能，搜集、保存、傳遞、研究日軍侵華證據，為歷史留下真實和正義。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在國際社會試圖掩蓋侵略的真相。大學教授劉仲明、張查理、畢天民、于光元、李寶實、劉仲宜，銀行總經理鞏天民、邵信普和社會教育活動家張韵泠，九個人秘密行動了48天，將日軍侵華罪證整理成一份300多頁、圖文并茂的英漢雙語彙編文件。文件被裝入綉有“TRUTH”字樣的藍色布包，於1932年4月25日，在愛爾蘭傳教士倪斐德的幫助下，成功送到國聯調查團的手中，對推動國際社會對九一八事變進行定性，對偽滿洲國進行定性方面起到重要作用。這九人被稱為“沈陽九君子”。

裝有日軍侵華罪證的布袋，上綉“TRUTH”紅字。（新華社視頻截圖）

1995年，43歲的王選看到一張照片，上面是三個即將充作試驗“材料”的中國人。從那以後，她開始了解日本細菌戰。2002年，她帶領180名細菌戰受害者起訴日本政府。在這場目前為止中國對日訴訟規模最大、原告人數最多、歷時最長、影響最大的細菌戰訴訟中，原告敗訴，但日本東京地方法院首次在判決中認定，“二戰”期間日軍曾在中國使用細菌武器。

30年裡，她一直與中國各地細菌戰受害者和日本和平團體人士對日軍在中國戰場的細菌武器使用歷史進行調查，搜集和研究相關檔案和史料，為受害者討還公道。她曾對媒體說：“看見了，就不能背過身去。”

一些海外人士也執著於揭露歷史的真相。大東仁是日本愛知縣圓光寺住持，2005年以來，他代為征集并捐贈給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的史料已超過4500件（套）。大學期間，他曾去中國東北考察了1個月，走訪了遼寧營口虎石溝萬人坑紀念館、黑龍江哈爾濱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遺址等地。從中國回來，他著手收集日軍侵華的相關證據，揭批侵略者的戰爭罪行。面對日本右翼的攻擊，大東仁不斷“靠證據說話”。他還通過演講和教學向更大範圍的民眾傳遞歷史真相。“就算我去世之後，這些資料也會永存，我就可以永遠追求和平。”

2025年7月24日，美國青年埃文·凱爾受邀參加《南京照相館》北京首映禮。觀影過程中，他數次落淚，回想起自己捐贈相冊的類似經歷。3年前，在美國明尼蘇達州從事金銀買賣生意的埃文·凱爾將一本記載日軍侵華罪證的二戰相冊無償捐贈給中國駐芝加哥總領事館。後來，中國駐芝加哥總領事館向他致以感謝信，信中寫道：“歷史是當今社會的一面鏡子，你的捐贈，將激勵世人，以善良之心維護和平。”

埃文·凱爾捐贈給中國的相册內頁。（圖源：埃文·凱爾社媒）

埃文·凱爾曾對媒體說：“我之所以捐贈這本相冊，是因為我認為這些東西不應該用作私人收藏，不管裡面有沒有暴力的照片，它們都值得保存和研究，讓世人了解。這樣我們才能更好地了解歷史，從錯誤中吸取教訓，討論過去發生了什麼，以及用什麼方式避免類似罪行再次發生，不要重蹈覆轍。”（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