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新聞網5月28日電　新華澳報5月28日以“民眾黨會否重蹈‘第三勢力政黨泡沫化’覆轍？”為題發文指出，近期台灣民眾黨面臨了一波較為明顯的“退黨潮”風波，主要集中在二零二六年四月至五月期間。這不僅是單純的人員流失，更折射出該黨在轉型期面臨的深層結構性矛盾。這種態勢，恍如當年新黨、親民黨、台聯黨等“第三勢力”政黨由盛轉衰的狀況，讓人慨嘆，民眾黨是否也將會重蹈“第三勢力政黨泡沫化”的覆轍？

民眾黨的這波“退黨潮”，涉及了從中央發言人、地方黨部主委到基層議員參選人等多個層級的黨員，主要代表人物與時間點包括：民眾黨前發言人楊寶楨直指黨內存在“霸凌文化”，並批評黨主席黃國昌的領導風格過於剛硬，讓人心灰意冷，於五月二十日宣布退黨，並決定獨立參選台中市議員；桃園市黨部前主委高宇彥、龜山區前主任高華宏等人，因不滿桃園市議員初選提名機制（如提名權被中央收回、空降人選等），相繼宣布退黨；南投縣黨部前主委、縣議員簡千翔於四月間批評黨內制度“走鐘”（變調），經常“因人設事”而宣布退黨。而在此前，雲林縣黨部前主委林淑芬姐弟、創黨元老朱蕙蓉、發言人李有宜等也陸續選擇離開民眾黨。

這波“退黨潮”並非單一事件引發，而是多種矛盾累積後的集中爆發，主要原因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首先是提名機制不公與黨內“霸凌文化”引發基層反彈，這是引爆“退黨潮”最直接的導火索。許多退黨骨幹強烈控訴黨中央的提名機制不透明、存在雙重標準。例如，部分選區原本宣稱沒有徵召制度，卻出現黨主席黃國昌的“子弟兵”在初選失利後，被直接“空降”徵召到其他選區參選的情況，嚴重打擊了長期在地經營的基層黨員士氣。此外，退黨者還指出黨內存在“霸凌文化”，不同意見者會遭到網軍炮轟，而高層對此坐視不管。

民眾黨前主席柯文哲（右）4日與現任黨主席黃國昌（左） 來源：中央社

其次是“一人政黨”的結構性弊病與組織空心化。“退黨潮”暴露了民眾黨高度依賴創黨主席柯文哲個人光環的脆弱性。隨著柯文哲身陷司法訴訟，其政治聲望和曝光度大幅下降，政黨失去了原本的“母雞帶小雞”效應。許多原本基於選戰考慮而加入的地方實力派或政治人物，在發現民眾黨無法提供實質政治助力、甚至可能成為負資產時，便選擇退黨切割。資料顯示，在柯文哲被起訴後，民眾黨黨員人數曾出現斷崖式下滑，退黨率一度逼近百分之四十，顯示出嚴重的組織空心化危機。

再次是政黨轉型期的路線衝突與“陣痛”。目前的動蕩也反映了民眾黨內部兩種不同建黨邏輯的激烈碰撞，柯文哲在創黨初期為了快速崛起，奉行“擴張邏輯”，大量吸納地方派系和具選舉實力的人，導致組織相對鬆散。而黃國昌接任黨主席後，推行“治理邏輯”，試圖通過制度化、陽光透明的初選流程來重塑政黨形象，強調紀律和清廉底線。這種從“理念型團隊”向“制度型政黨”的轉型過程中，剛性的制度與部分黨員的個人利益或舊有習慣產生了嚴重摩擦。

柯文哲與黃國昌的領導風格截然不同。柯文哲時期，黨內存在許多非正式溝通渠道，面對退黨通常會表達關心。而黃國昌的風格較為剛硬、務實，強調建立剛性的初選與提名制度，不願因個人放話或施壓就跳過機制。這種“照制度走”的強硬風格，雖然意在公平，卻引發了許多原本期望獲得徵召或習慣過去彈性操作的黨員強烈不滿，認為缺乏溝通甚至遭到“冷暴力”。而黃國昌在面對退黨威脅時曾公開表示“尊重”，甚至被外界解讀為“慢走不送”，這種反差讓部分黨員感到不適應和被排擠。

在距離二零二六年“九合一”選舉僅剩半年的關鍵節點，“退黨潮”無疑打亂了民眾黨的選舉布局。退黨的骨幹成員（如楊寶楨、高宇彥等）大多選擇以無黨籍身份在台中、桃園、台北等地獨立參選，這將直接分流民眾黨原本的中間選票，不僅削弱了民眾黨的地方組織戰力，也讓其在縣市長及議員席次的爭奪上變得更加艱難。此外，這種持續的內耗和“搖搖欲墜”的形象，也讓外界對藍白合作的現實基礎產生疑慮，增加了未來在野陣營整合的難度。

台灣地區“第三勢力”的興衰存在著一個“七年魔咒”，從新黨、親民黨到台聯黨、時代力量，往往在成立六七年左右（經歷兩次“立委”選舉和一次地方選舉後）因無法突破藍綠夾擊而急轉直下。而民眾黨成立至今剛好滿五年，正逼近這一危險期。

實際上，民眾黨目前正面臨嚴峻的生存考驗，多項指標都顯示出衰退的跡象。因創黨主席柯文哲涉案一審被重判十七年，政治生涯基本終結，不僅讓民眾黨失去了核心靈魂人物，也導致支持者的熱情大幅消退。最新民調顯示，民眾黨的政黨支持率已大幅下滑至百分之八點五左右，創下近年新低；政黨好感度也僅剩百分之二十五點五。而且民眾黨的基層組織鬆散，且缺乏實際的執政實績（僅新竹市一席縣市長），難以吸引長期穩定的選民。而這波“退黨潮”，可能會加重民眾黨“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危機。

儘管危機重重，但民眾黨在短期內仍有一定的生存空間和籌碼。其中最大的利好因素，是藍白合作機制化，中國國民黨與台灣民眾黨已於二零二六年三月正式簽署了“藍白合”五點協定，將合作機制白紙黑字化。只要國民黨在“立法院”仍需要民眾黨的八席“立委”票來制衡民進黨，民眾黨就依然具有關鍵的“交易價值”，能暫時留在政治牌桌上。另外，原民眾黨籍的現任新竹市長高虹安在涉貪案二審中出現大逆轉（貪污部分判無罪），且民調支持度大幅領先對手，國民黨也已表態禮讓高虹安參選二零二六年新竹市長；守住新竹市，將是民眾黨避免瞬間崩盤的重要防線。

民眾黨最終是走向“泡沫化”還是能絕處逢生，接下來的幾個節點至關重要。其一是二零二六年地方選舉的成績單，這是民眾黨的“生死之戰”。除了必須守住新竹市，民眾黨在全台縣市議員席次能否增加、在南部能否“破蛋”，將直接決定它是否有資格參與“二零二八”大選的布局。其二是黃國昌的個人號召力，在柯文哲倒下後，黃國昌能否建立起屬於自己的政治號召力，並帶領民眾黨在藍綠夾縫中找到獨立存在的意義，而不是徹底淪為國民黨的附庸或側翼。其三是兩岸與核心論述的清晰度，民眾黨長期主打“超越藍綠”，但立場時常搖擺模糊，導致藍綠兩頭不討好，能否提出清晰且能凝聚中間選民的核心論述，是其能否長久紮根的關鍵。

總的來說，台灣民眾黨目前確實面臨著極大的“泡沫化”危機，甚至有超過六成的台灣民眾認為該黨未來將逐漸“泡沫化”。是否會重蹈新黨、親民黨、台聯黨等“第三勢力泡沫化”的覆轍，主要取決於民眾黨能否在二零二六年的地方選舉中穩住陣腳，並成功完成從“一人政黨”到“制度化政黨”的轉型。（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