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新聞網9月17日電（記者 崔隽）《香港特別行政區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一個五年規劃（2026-2030年）》已於16日正式公佈。香港經濟學者、絲路智谷研究院院長梁海明對香港中通社、香港新聞網記者表示：“深感鼓舞！”去年12月，他曾發表文章《制定港版“十五五”規劃 服務國家大局》，是較早公開撰文倡議香港制定五年規劃的學者之一。

“五年規劃不僅是內地發展的成功經驗，也是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謀劃長遠未來的重要工具。很高興看到倡議成為政策現實，期待社會各界集思廣益，共同繪好這張藍圖。”梁海明說。

梁海明。（圖源：海南大學“一帶一路”研究院。）

香港中通社、香港新聞網：在您去年的文章里，特別強調政府治理改革、改革土地房屋政策等。這次規劃涉及了相關內容，強調行政主導、改革創新，也還給出了“在2030年內基本解決劣質劏房”“2030/31年度公屋輪候時間降至4年以下”這些具體民生數字。您怎麼看五年規劃在政府治理和民生上的力度？

梁海明：這次香港首個五年規劃在政府治理和民生上的力度，我認為是歷史性的。

作為最早倡議特區制定首個五年規劃的學者之一，我在去年本港媒體發表的文章中，將“深化政府治理體制改革”列為香港制定五年規劃的首要內容，同時主張改革土地和住房政策、提高公共服務品質——很高興看到這兩點都在規劃中得到明確回應。行政主導的強化，標誌著香港從“積極不干預”的傳統治理，轉向“有為政府”與“有效市場”相結合的新治理邏輯。

“在2030年內基本解決劣質劏房”“2030/31年度公屋輪候時間降至4年以下”這類量化指標尤其值得關注。它把民生承諾從政策宣示變為可問責、可考核的制度性安排，這正體現了經濟計劃的優勢——目標明確、周期清晰、執行可追蹤。加上劏房立法取締、簡約公屋、基層醫療立法賦權等安排，民生建設正走向法治化。

未來關鍵在於落實，建議建立規劃實施情況年度報告公開制度，引入立法會、智庫和學術界獨立評估，以透明度換取社會信任，確保藍圖變為市民可感知的獲得感。

香港中通社、香港新聞網：您去年強調了大灣區協同的重要性，五年規劃里深化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也是重頭戲，硬聯通、軟聯通都有具體安排。未來五年，您怎麼看香港在大灣區中的角色？

梁海明：關於“大灣區協同”，我更喜歡用“大灣區聯動”。之前“十五五”規劃第二十九章就提出：促進區域聯動發展。

未來五年，香港在大灣區中的角色，我用一句話概括：從“超級聯繫人”“超級增值人”躍陞為“超級合夥人”。聯繫人只撮合交易，合夥人則出資本、共擔風險、綁定利益、共享成果。空間上，北部都會區將扭轉香港“向南望海”的發展軸線，讓香港的制度資源與深圳的科創資源直接對接，形成新型“前店後廠”——深圳貼近市場和應用場景成為“前店”，香港以金融、專業服務和基礎研究擔當“後廠”。

硬聯通上，跨境交通、口岸升級、算力基建將推動大灣區從城市群走向同城化，尤其算力是數字經濟時代的新軌道。軟聯通上，香港應以資格互認、河套和前海平台試驗、國際調解院為抓手，把自身的國際規則優勢轉化為大灣區的共同制度資產，實現從物理聯通向機制融通升級。香港與大灣區城市之間，應變同城競爭為合夥人式共贏，通過聯動發展，共同支撐國家建設世界級城市群。

最後我想特別強調一點：無論是硬聯通還是軟聯通，落地見效的關鍵在人。跨境合作中許多堵點、卡點，往往并非制度本身的問題，而是溝通不暢、理解錯位造成的。香港亟需專門培養和配備一批既懂國際規則、又熟悉內地制度與運作機制的專業對接人才，在資格互認、跨境執業、規則銜接等具體環節與內地對口部門保持順暢溝通、逐項推進落實，確保政策對接不斷線、信息傳遞不失真、問題解決不隔夜，避免好政策卡在最後一公里。讓人才的軟基建與制度的硬框架相互配套，香港“超級合夥人”的角色才能真正立得住、行得遠。

香港中通社、香港新聞網：五年規劃提出要建設“四中心一高地”，加碼航空樞紐、綠色金融、數字金融這些新方向，同時創科和人才這部分的規劃也給得很具體。您覺得這份規劃在守住傳統優勢和開闢新增長點之間，平衡得怎麼樣？另外，創科也是您一直關注的，香港未來五年要真正把創科做起來，您覺得關鍵在什麼？

梁海明：“四中心一高地”的布局，體現了固本與培新的較好平衡：金融、航運、貿易三大傳統中心是香港的立身之本，必須鞏固提升；國際創科中心和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則是面向未來的新增長引擎。

香港首個五年規劃既沒有盲目放棄比較優勢，也沒有陷入路徑依賴，而是讓傳統優勢為新產業賦能，例如金融中心為創科提供資本放大功能。

香港中通社資料圖。

至於創科要真正做起來，我認為關鍵有三：一是打通創新全鏈條，從研發投入導向轉向全鏈條布局導向，形成“高校研發—灣區製造—港澳融資—國際市場”的分工模式，佔據創新鏈兩端的高附加值環節；二是以河套為制度特區，實現人才、資金、數據、樣本等科研要素跨境便捷流動，把制度優勢轉化為創新動能；三是人才政策從個體引進升級為生態培育，依託大學城營造人才扎根生態，打造留學香港品牌。同時還要配備熟悉內地制度和深圳科創生態的專業對接人才，讓跨境合作的軟基建跟上制度創新的硬框架。

除了上述三點，我尤其要重點建議的是，創科要行穩致遠，不能只有實驗室和企業，還要有戰略層面的智力支撐。

香港的高校，例如香港大學，可以考慮設立專門的科技創新戰略智庫，系統研究科技創新領域的政策問題，包括全球科技發展趨勢研判、國家科技戰略與香港的銜接、創新鏈布局、科研要素跨境流動的制度設計、科技倫理與治理規則等。香港高校既有國際視野、又背靠國家，具備做戰略研究的獨特條件。這類智庫一方面可為特區政府創科政策提供持續、專業的決策支撐，改變創科政策研究零散化、項目化的現狀；另一方面可參與國際科技規則與標準討論，提升香港在全球創新治理中的話語權。

事實上，這與香港建設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是相輔相成的。智庫本身就是匯聚和留住高端研究人才的重要平台，而人才集聚又將反哺創科生態，形成“以智庫聚人才、以人才促創科”的良性循環。

香港中通社、香港新聞網：此次香港五年規劃雖然未對與海南自貿港的聯動過多著墨，但隨著五年規劃的實施，您認為兩者之間會有怎樣的合作空間？

梁海明：雖然規劃對瓊港聯動著墨不多，但已埋下明確伏筆——規劃提出便利貨物在香港及海南洋浦兩地選港出口、東南亞航線互相替補，這實際上是雙樞紐格局的制度接口。海南自貿港封關運作後，擁有“零關稅、低稅率、簡稅制”的制度型開放優勢；香港則具備國際金融、航運、貿易和專業服務的成熟體系，兩者錯位互補、天然適配。

我認為，瓊港未來合作空間至少有五：一是航天科技，海南擁有文昌航天發射場和商業航天發射場，正打造“航天+”產業集群，而香港多所高校具備航天科研實力——香港理工大學曾深度參與國家探月、探火工程，兩地可在商業衛星研製、航天數據應用、遙感服務“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等領域深化合作，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還可為商業航天企業提供融資、保險和風險管理服務；二是航運物流，香港國際航線網絡與洋浦加工增值政策聯動，共同面向東盟市場；三是金融，海南跨境資金流動便利化政策可與香港離岸人民幣樞紐對接；四是專業服務，香港的會計、法律、仲裁服務可支持海南企業走出去；五是教育人才，香港國際教育資源可與海南合作辦學，共建航天及創科人才培養基地。

我一直倡導的“華南開放大灣區”，正是以粵港澳大灣區為核心引擎、聯動海南自貿港、輻射華南沿海、面向東盟和“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開放格局。香港以“超級合夥人”身份串珠成鏈，瓊港聯動——尤其是航天科技這一星辰大海的合作——可謂其中最具想像空間的一環。（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