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新聞網8月28日電（記者 王豐鈴）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陸慷8月27日上午在北京會見以日本“中道改革聯合”宣傳委員長、眾議員伊佐進一為團長的日本年輕國會議員代表團。有觀點稱此訪為“鑿冰之旅”，受訪學者認為，此訪有短暫的政治減壓功效，但若要中日關係破冰，日本政府須在台灣、歷史、軍事等關鍵議題上更正錯誤立場。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 圖源：新華社

陸慷表示，日本朝野政黨國會議員提出訪華，希望日本政界有識之士為推動中日關係走上正確軌道作出努力。當前中日關係陷入嚴重困難，症結是清楚的。歷史、台灣等重大原則問題事關中日關係政治基礎和兩國間基本信義。希望日本朝野政黨和政界人士激濁揚清，推動日本當政者恪守中日四個政治文件各項原則，真正做到以史為鑒，誠實並切實按照一個中國原則處理台灣問題，以實際行動為中日關係克服困難創造條件。陸慷還就日方提出的有關問題重申中方立場。

伊佐進一表示，日中關係對兩國、亞洲乃至世界都具有重要意義。日方對當前日中關係困難局面深感憂慮，希同中方保持溝通，為推動日中關係改善發揮作用。

日本跨黨派議員團8月24日至28日訪華四天，尋求改善冰凍的中日關係。伊佐進一出發前曾表示，日中關係正處於1972年邦交正常化以來“最糟糕的狀態”。希望藉助這次機會，設法找到一個展開中日對話的突破口。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林劍8月27日在記者會指出，當前中日關係面臨嚴重困難，根源在於日本執政當局在涉及中國台灣和軍事安全領域的一系列錯誤言行。日本當政者應傾聽、重視國內的理性聲音，認真反思糾錯，恪守中日四個政治文件的各項原則，以實際行動維護中日關係的政治基礎。

察哈爾學會研究員、海頤智庫日本研究中心主任陳洋27日接受香港新聞網、香港中通社專訪，對以下問題作出解析：

1、有評論將此次訪問稱為“破冰之旅”或“鑿冰之旅”。您如何看待這次訪問？

陳洋：此次日本跨黨派議員訪華團由3人組成，分別是執政黨自民黨眾議員橋本岳、在野黨“中道改革聯合”眾議員伊佐進一、公明黨參議員川村雄大。這3人均與中國有一定的聯繫，其中橋本岳今年6月曾率團來華參會，並與中方官員會面；伊佐曾在日本駐華使館工作，熟悉中國事務；川村雄大雖與中國沒有直接聯繫，但其所在的公明黨長期重視對華交流，是日本政界推動對華務實交流的重要力量之一。

此次日本跨黨派議員訪華釋放出的最大信號，並不是中日關係已經“破冰”，而是日本政界正在主動尋找“破冰”的可能性。一方面，它說明日本國內越來越多人意識到，中日長期對立並不符合日本自身利益，必須保留對華溝通渠道；另一方面，也說明即使日本政府當前對華政策趨於消極，日本國內仍存在推動對話、維護合作、避免關係徹底失控的政治力量。

一來，日方此訪是中日之間的一次“摸底”與“傳話”。目前，中日之間存在一系列政治、安全和經貿領域的分歧，特別是涉台問題已經成為影響雙邊關係的重要因素。日本跨黨派議員此行既希望向中方直接傳遞日方的立場，也希望面對面了解中方的關切和底線。比如，成員之一的“中道改革聯合”眾議員伊佐進一曾在日本駐華大使館工作，對中國事務較為熟悉，這種人員安排本身也說明日方希望通過較為熟悉中國情況的政治人物，進行更直接、更務實的溝通。

二來，此訪的更重要價值在於重新打開中日政治溝通的大門。中日關係出現問題並不可怕，但真正危險的是雙方缺乏溝通渠道，導致誤判不斷積累。成員之一的自民黨眾議員橋本岳今年6月曾率團來華參會，並與中方官員會面，當時就表達了再次訪華的意願。那麼，橋本岳此次參與跨黨派代表團訪華，與中方進行交流，說明日本政界與經濟界推動恢復對華交流的訴求正在形成一定的連續性。尤為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日本跨黨派議員團訪華後，日本國際貿易促進協會會長岩屋毅計劃9月率團訪華。

至於是否為後續更高層的接觸做準備，答案是肯定的，畢竟在當前中日兩國政府高層溝通交流基本停滯的背景下，藉助議員外交是有助於推進兩國政府高層恢復的，但議員外交可以創造氣氛、傳遞信息，卻無法替代政府層面的外交決策。只要高市政府在涉台、安全政策等核心問題上的立場沒有發生實質性變化，中日關係要實現根本性改善仍面臨較大障礙，更遑論在今年11月亞太經合組織（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期間實現會談。

2、代表團成員伊佐進一直言日中關係處於1972年邦交正常化以來“最糟糕的狀態”。作為曾在北京的日本駐華大使館工作過的“中國通”，他推動此訪的個人因素有多大？日本政界此訪動機是什麼，有怎樣的焦慮？

陳洋：伊佐進一的個人因素當然重要，但不能簡單地理解為此次日本跨黨派議員訪華團是由他個人推動的，而應看作是日本政界知華、友華群體同頻共振的結果。伊佐有在駐華大使館工作的經歷，對中國有著更為深刻的認識，所以他的“中國經驗”很可能是推動此訪的重要催化劑。伊佐本人顯然要比其他日本政治家更為清楚，外交關係的真正危險不是對立，而是連溝通管道都沒有了。因此，伊佐的個人推動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但更深層次，反映出的是日本政界的一種外交戰略焦慮。日本政界越來越意識到，如果中日長期處於對抗狀態，日本既難以處理好對華關係，也會壓縮自身在亞洲外交中的迴旋空間。因此，此訪某種程度上是在給日本自己留一條溝通渠道、留一個政策轉圜的後手。

3、據日媒報道，代表團三名成員分屬自民黨、中道改革聯合和公明黨，均屬“日中次世代交流委員會”成員，但無一人獲得高市內閣的正式授權。這種“非官方”性質，在多大程度上限制了此次訪問能取得的實質成果？

陳洋：此訪的“非官方”性質，確實決定了它很難直接取得需要日本政府作出正式承諾的實質性成果，但這並不意味著訪問本身就沒有意義。在當前中日政府間溝通受阻的情況下，跨黨派議員訪華團的價值更多體現在“恢復溝通、傳遞信息、積累條件”上，而不是立刻解決具體的矛盾分歧。

首次，來華訪問的3名議員分別來自不同的政黨，而非日本政府代表團。那麼，他們即便與中國就歷史、台灣、經貿等議題交換意見，也很難獲得高市政府的正式承諾，更不可能現場解決雙方存在的重大政策分歧。

其次，議員外交的優勢也在於“非官方”，在沒有政府授權的背景下，他們可以更坦率地表達日本國內的擔憂，也可以將中方的意見帶回日本政界，而不必承擔“代表政府作出承諾”的外交壓力。

最後，此訪本身的最大成果是，為雙方後續溝通交流營造一定的積極氛圍。如果此訪能會否一些工作層面的聯繫，建立中日雙方政治人士之間的基本信任，那麼這本身就成為了一個實質性的成果，進而為接下來日方其他政治團體、經濟團體等來華訪問奠定基礎。

4、據外媒報道，議員團訪華的同時，日本國際貿易促進協會會長、前外相岩屋毅也正在協調9月訪華。從議員到經濟界接連尋求對華接觸，您如何解讀這種“多渠道並行”的對華接觸策略？日本政府是否在默許甚至鼓勵這些“第二軌道”交流？

陳洋：從政界議員到經濟界代表團接連尋求對華接觸，表面看這種“多渠道並行”是一種偶然，但深層次來說這也是一種必然。原因在於，這種“多渠道並行”說明日本國內對華接觸正出現某種“去單一化”趨勢。過去，中日關係主要依靠政府外交、高層互訪來維系；現在則是議員外交、經濟外交、地方交流、友好團體等多條渠道同時嘗試恢復聯繫。其核心目的，是避免中日關係因為政府間政治摩擦而出現“全面斷線”。特別是此次議員團已經明確表示，中日關係處於1972年以來“最糟糕狀態”，需要重新建立對話窗口，這種緊迫感正在從政治界擴散到經濟界。

日本經濟界的主動性尤其值得關注。日本國際貿易促進協會本身就是長期承擔日中經貿交流的重要窗口，而岩屋毅又具有前外相身份。這意味著日本政商界已經意識到：即使政治關係惡化，也不能讓經貿、人員和產業鏈聯繫同步失速。對日本企業而言，中國市場、供應鏈以及中國技術發展仍然具有現實重要性。

至於日本政府是否在“默許甚至鼓勵”？至少存在一定程度的默許，但還不能簡單理解為高市政府正在公開推動對華緩和。目前沒有足够證據證明這些訪問獲得了高市內閣正式授權。恰恰相反，它們都保持了相當明顯的“非政府”屬性。這樣安排實際上給日本政府留下了政策彈性：官方層面可以維持強硬立場，同時允許議員和經濟界維持與中國的溝通渠道。

5、伊佐進一在出發前在羽田機場表示：“在當前各種事物都陷入斷絕、溝通中斷的情況下，我希望能够藉助這次機會，設法找到一個展開對話的突破口。”這種訪問，究竟多大程度上，能起到“減壓閥”的作用？

陳洋：這種訪問具有一定的政治洩壓功能。三名議員來自不同黨派，說明日本政界內部已經出現一種共識，即無論政治立場存在多少分歧，都不能讓中日關係徹底失去溝通渠道。尤其伊佐進一曾在日本駐華使館工作，對中日關係的敏感性和溝通機制有切身認識，因此他所強調的“突破口”，首先就是把已經中斷的溝通重新接起來。

但必須看到，“減壓閥”不等於“發動機”。此次代表團沒有獲得高市內閣正式授權，因此它無法直接處理台灣問題、歷史問題以及安全政策等結構性矛盾。它更像是在高壓狀態下打開一個小小的排氣口，讓雙方重新“說得上話”，而不是立即解決導致壓力產生的根本問題。

更重要的是，這次訪問能否真正發揮持續性的減壓作用，還取決於日本政府是否願意接住這根“線”。如果議員回國後只是把訪問停留在交流層面，而日本政府繼續推進對華強硬政策，那麼這個“減壓閥”只能短暫釋放壓力；反之，如果這些跨黨派聲音能够影響日本政府，推動恢復政府間、議會間以及經貿領域的正常溝通，那麼此次訪問才可能成為更大範圍關係緩和的起點。

6、有觀點認為，此訪是在為APEC期間的日中首腦會談“探路”？

陳洋：兩者存在間接聯動，但並不是說跨黨派議員團訪華就是為深圳APEC會議期間的中日首腦會談“探路”，相反它更像是為今後兩國高層接觸提前創造政治條件、輿論氛圍和彼此意願。

時間節點確實值得關注。2026年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將於11月在深圳舉行，中日兩國最高領導人屆時都將出席，而中日首腦會談能否實現已經成為外界關注焦點。在這種情況下，8月底由跨黨派議員率先訪華，客觀上確實具有提前試水溫的意義。

但需要強調的是，“探路”不等於已經確定要見面。當前中日關係仍然存在嚴重政治分歧，如果日方不調整相關立場，APEC期間的高層接觸仍面臨障礙。因此，真正決定11月首腦會談能否實現的，最終仍然是日本方面能否在台灣、歷史、軍事等關鍵議題上採取謹慎的做法。

7、您認為高市早苗出席深圳APEC、實現日中首腦會談的可能性有多大？前提條件是什麼？

陳洋：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必然會出席此次深圳APEC會議，其目的既是為了實現與中國領導人的會談，也是為了在APEC會議期間與美國、俄羅斯等國家領導人進行會談，實現某些外交上的突破。（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