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2月9日，日本第51屆眾議院大選落下帷幕，高市早苗領導的執政黨自維聯盟在大選中取得壓倒性勝利，自民黨315席，維新會36席，創下戰後日本單一政黨超過修憲所需三分之二議席（共計465席）的歷史記錄，標誌著日本政治格局的重塑。然而，這場歷史性大勝卻難掩日本的人口困境和移民問題，并將日本推到了一個關鍵的十字路口，即如何應對日益嚴峻的老齡少子化危機，與社會對外國人口持續增長出現越來越矛盾甚至敵視的心態。

近年來的人口數據表明，日本的這一難題已深入骨髓。2024年日本出生人口首次跌破70萬人大關，較2023年減少了約4.1萬人。2025年更加嚴峻，全年出生人口預計將降至 66.5萬-66.8萬人左右，再次刷新歷史最低紀錄。0-14歲人口占比僅為 11.0%，同比降幅達2.53%。與之相對，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比達 29.4%，其中75歲以上人口占比為17.1%。85歲以上高齡老人數量達到410.7萬人，老齡化進一步加深。勞動年齡人口繼續減少，15-64歲人口占比為 59.6%，同比減少0.26%，勞動力供給面臨長期壓力。

與此同時，外籍人口逆勢增長顯著。2025年外籍人口約為 364.9萬人，較上年同期增加約34萬人，增幅達10.27%。外籍人口的增長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總人口的下降速度。

然而，近年來日本民眾對外國移民或者在日外國人的態度卻呈現出複雜性變化，表現出“經濟上依賴、社會上警惕、政策上收緊”的矛盾特征，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極右翼政黨參政黨的異軍突起。

日本經濟長期停滯，特別是2024-2025年日元大幅貶值導致物價高漲，民眾生活壓力巨大。成立於2020年的參政黨敏銳地抓住了這種“被剝奪感”，將矛頭指向外國資本和遊客，將物價上漲、就業困難歸咎於“外國遊客抬高物價”、“外國資本掠奪資源”以及“政府優待外國人”，提出了極具煽動性的“日本人優先”口號，迎合了部分民眾的排外情緒。

央視新聞截圖

2026年的眾議院大選，相比選前的2個議席，參政黨實現了爆發式增長，議席數猛增了13席，達到15席。參政黨在參議院也有14席，成為眾參兩院中都不可忽視的極右翼力量。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擁有百年曆史且精英雲集的日本共產黨主張“反對排外主義、保障外國勞動者人權、構建‘多文化共生社會’”，卻在大選中遭受挫折，目前在參眾兩院分別僅剩3席和4席，再繼續這麼下去，政黨影響力在國會中能否存在都成疑問。

以上情況精準勾勒出日本社會在人口方面面臨的根本矛盾：經濟發展需要外國人填補勞動力缺口，但社會心態卻尚未準備好接納他們成為共同體成員。

那麼，問題究竟出在哪裡？高市通過本次大選穩固了執政基礎後，會如何調整移民政策以應對這一困境呢？

一、“人口危機”與“身份危機”的拉鋸戰

事實上，日本正面臨兩場相互關聯的危機：人口數量危機和社會身份危機。

首先，人口危機是量化的、緊迫的。日本國立社會保障與人口問題研究所預測，到2040年，日本勞動人口將比2020年減少1100萬。而某些行業目前已經陷入“無人可用”的境地：建築行業近30%的企業表示因人手不足被迫拒絕訂單；護理行業每年缺口達20萬人；連傳統上排斥外國人的農業，也不得不依賴來自越南、菲律賓的技能實習生。

其次，身份危機則是質化的、深層的。日本戰後長期以“單一民族國家”的話語和叙事，構建國民身份認同，這種自我認知在全球化衝擊下面臨解構風險。日本社會學者山田昌弘指出：“日本人面臨著一種認知失調——理智上知道需要外國人，情感上卻難以接受社區、學校的多元化現實。”

這種“需要卻排斥”的矛盾心理，在地方政府政策中體現得尤為明顯。一方面，像東京、大阪這樣的國際都市，爭相推出多語言服務和國際社區建設計劃，競相吸引外國人才；另一方面，許多中小城市和鄉村地區，儘管面臨嚴重的人口減少問題，卻對外國人持保守態度，擔心改變“傳統社區風貌”。

二、政策的“雙軌制”矛盾

高市早苗在選戰中的移民政策表述充滿“可控的實用主義”色彩。她明確表示：“日本需要外國人才，但必須是有序、有選擇的引進。”這實際上延續了日本移民政策長期以來的“雙軌制”：一方面針對高端人才實行“高度人才積分制”，簡化申請流程和居住要求；另一方面，對於基礎勞動力，則通過“特定技能”簽證體系進行嚴格管控。

這種“實用主義”背後隱藏著日本社會的深刻焦慮。近年來，日本各地發生了一系列與外國居民相關的事件：大阪某區因外國學生大量集中導致公立學校日語支援教師嚴重不足；群馬縣工廠因雇傭大量技能實習生被曝剝削問題；東京池袋地區的外國人聚居區治安狀況引發居民擔憂。這些問題經媒體放大後，進一步加劇了民眾的排外情緒。

這種社會情緒反映到政策層面，便是近年來一系列對外國人監管的強化：2024年，日本法務省宣布將嚴查外國人醫療保險費繳納情況，拖欠者可能面臨在留資格不續簽的風險；多個地方政府出台規定，要求房東在向外國人出租房屋時必須向當局報備。

三、高市政權面臨的三個政策困境

高市勝選後，其移民政策團隊將不得不直面三個相互牽制的政策困境。

困境一：擴大引進與強化管控之間的平衡難題

日本經濟界強烈要求政府擴大“特定技能”簽證的行業範圍，并延長在留期限（目前最長為5年）。但與此同時，社會輿論卻要求加強對已有外國人的管理。如何既滿足產業需求，又回應民眾的安全關切，將是新政權的第一個考驗。

困境二：短期用工與長期融合之間的目標衝突

日本的簽證體系設計往往將外國人視為“暫時性勞動力”而非“未來社會成員”。技能實習生制度尤其如此：工作三年後必須離境，無法獲得永久居留路徑。這種設計在短期內解決了用工問題，卻阻礙了外國人的社會融入，反而加劇了他們在社會中的“邊緣化”狀態，進而可能引發更多社會問題。

困境三：中央決策與地方執行的脫節風險

中央政府的政策往往在地方執行時遇到阻力。例如，中央政府分配難民安置名額時，經常遭到地方政府以“準備不足”為由的抵制。高市政權如何協調中央與地方的利益，確保移民政策在全國範圍內得到有效實施，將是一大挑戰。

四、高市政權在移民政策上的可能路徑：管控型實用主義

基於高市早苗的政治理念和選舉承諾，其內閣的移民政策很可能呈現以下特點：

第一，將進一步細化“分層管理”策略。對高端人才，可能進一步簡化永久居留申請流程，甚至考慮給予地方選舉權等有限政治權利；對基礎勞動力，則可能采取“行業配額制”，根據各行業勞動力缺口精確控制引進數量。

第二，將強化“社會融合前置”要求。未來可能要求特定技能簽證申請者在入境前完成基礎日語培訓和日本社會規範教育。已經在日的外國人，則可能被要求參加地方政府組織的“社區適應計劃”。

第三，將推動“地方主導型”移民政策。中央政府可能賦予地方政府更多自主權，允許它們根據本地勞動力市場需求和社區接納能力，制定差異化的外國人接納政策。

第四，將建立更加嚴格的“合規與退出機制”。對於違反法律、長期失業或依賴社會救濟的外國人，可能會建立更高效的遣返程序；同時，也將加強對雇主的監管，防止剝削外國勞工。

五、高市政權移民政策的轉變對在日中國人會有何影響？

2025年10月10日日本法務省公佈了一組數據：截至2025年6月底，居住在日本的外國人總數達到395.7萬人，再創歷史新高。其中，中國籍居民人數首次突破90萬大關，達到90.7萬人，中國籍居民穩居在日外國人群體之首，加上港澳台等居民，在日中國人總人數更是超過百萬。

據有關媒體報道，過去十年，在日華人的構成發生了深刻變化，持有永久居留資格（永住權）的華人已成為絕對主力，人數約為35萬。這反映出一種從“旅居”到“定居”的根本性轉變。

與此同時，通過“技能實習生”制度赴日的華人數量出現了明顯下降，2025年同比減少13.83%，目前約為2.3萬人。而通過“特定技能”簽證的持有者數量則呈現爆髮式增長，達到2.02萬人，增幅高達26.62%。後者旨在吸引具有一定技能的外國勞動者，其增長說明有更多華人憑藉專業技能在日本立足。這種此消彼長的趨勢清晰地勾勒出在日華人群體的轉型軌跡：從以短期勞務輸出為主，轉向依靠專業知識和技術長期發展，并深度融入日本社會。

由於高市政權可能實施管控型實用主義的移民政策，可以預見對“特定技能”的人才將會更加有利，而對短期勞務輸出類型的“技能實習生”會不利，後者如果不能够掌握日語并更好地適應日本社會的話，想在日本長期生活，將會面臨較大的困難。如果長期失業或者依賴社會救濟甚至違反日本法律的話，很可能會被遣返回國。

總之，高市大選完勝難掩日本在移民問題上的困境，反而面臨決策的十字路口：是繼續堅持“臨時勞動力”思維，將外國人視為可替換的生產要素；還是勇敢承認日本已經成為一個事實上的移民國家，開始構建真正包容的社會制度？這個問題的答案，不僅將決定數百萬在日外國人的命運，也將塑造日本未來幾十年的社會面貌和國家競爭力。

短期內，高市政權大概率會選擇一條中間道路：在維持民族認同話語的同時，實用主義地擴大勞動力引進，尤其為高端技能人才大開綠燈，但對低端人才會更加苛刻；并在強調“有序管理”的同時，漸進推進社會融合。這條道路充滿矛盾，但可能是日本社會目前能够達成的最大共識。

對於在日華人來說，只要擁有一技之長并遵守日本的法律與習俗等，并盡量融入日本社會，那麼無論是工作、留學還是生活，大概率不會受到日本移民政策變化的太大影響。如果是技能實習生，感覺自己無法在日本社會長期立足的話，筆者認為與其在日不舒服甚至被遣返，不如早日回國。當然，如果中日關係持續緊張的話，作為中國人，或許都會或多或少感受到一些因兩國關係緊張所帶來的涼意吧，畢竟島國根性中的封閉與排外從來沒有消失過。

最後，日本移民政策如何變化是其內政，中國不會干涉。但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擁有“特定技能”的中國人赴日人數增加明顯，對中國意味著什麼？人才就是財富，如何把高端人才留住甚至吸引全世界的高端人才來自己國家工作、學習或生活，這應該是每個國家最大的發展課題，也是國家間最大的競爭。

（本文作者為上海理工大學國際政治學者郭麗，本網獲獨家授權刊發，轉載請註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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