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局】郭麗：從“牡丹社事件”到“防禦協作”，日本插手台灣的前世今生（下）推薦閱讀》》【解局】郭麗：從“牡丹社事件”到“防禦協作”，日本插手台灣的前世今生（上） 三、戰後過渡階段：政治上相互利用，經濟與文化交流開展（1945-1972年） 1945年日本戰敗，台灣光復。然而，兩者的來往并未因此中斷。1952年，日本與台灣當局簽訂《日華和平條約》（即《中日合約》），日本與“中華民國”恢復邦交。此外，在冷戰的大背景下，日本從原來的戰敗國與被佔領地，逐漸發展為美國的戰略夥伴，而台灣也成為反共前線。 日本與台灣在政治上相互需要，前者希望以與後者的合作維繫亞洲“自由陣營”的防線，而後者則希望藉助前者的經濟與國際影響力鞏固自身地位，甚至想藉此提升綜合實力，以謀求“反攻大陸”。與此同時，這一階段二者之間的經濟與民間交流也迅速展開，日本企業投資台灣，而台灣則大量引進日本的技術與產品。 到1952年，日本的經濟已經恢復到戰前水平，1968年，日本的GDP超越了聯邦德國，躍陞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1960年代，日本成為台灣最大貿易夥伴（占外貿32%）。緊隨日本之後，台灣也與韓國、香港、新加坡等國家和地區一樣，在七十年代初期開始了經濟騰飛，成為“亞洲四小龍”。日台之間的經濟依賴為後續關係埋下伏筆。 民間交流方面，除了相互間的觀光游或修學旅行之外，許多與台灣有淵源的日本人在戰後依然對台灣有很深的懷舊之情，甚至組織“台灣協會”“遺族會”等團體，舉行紀念活動、出版回憶錄等，把台灣看作“第二故鄉”。日本文學作品以及相關紀錄片中也有不少涉及台灣的記錄，使得台灣這一記憶持續在大眾中傳播。 四、中日建交後至冷戰結束前：政治互動受限，經濟合作與民間交流為主（1972-1990年代） 1972年中日建交後，日本與台灣“斷交”，但民間交往升溫。經濟上，日本成為台灣的重要貿易夥伴與台灣技術主要來源，1973年日本與台灣之間的貿易額突破10億美元，增長3倍。1980年代台灣半導體產業70%設備來自日本，1995年對日技術引進達12億美元（占45%）。 此外，民間旅遊與教育交流也很活躍。日本每年都有幾十萬人去台灣旅遊，日本也是台灣人非常喜歡的旅遊目的地。文化上，日本流行文化在台灣很盛行，1980年代60%進口影視作品來自日本，1990年28%青年能流利使用日語，較1972年增長15個百分點。 也是在這一時期，日本右翼與“台獨”開始勾連，為後來的中日關係惡化埋下隱患。
資料圖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 新華社發 五、冷戰後~至今：實質化升級階段（1990年代-2025年） 這一時期，日本右翼勢力推動對台關係實質化，政治、軍事互動顯著增強。尤其是近年來，日本與台灣地區的軍事勾連不斷升級，日本從幕後協調走向前台介入，其合作內容與形式均呈現出突破性進展。高市內閣上台後，這一傾向越發明顯，高市在國會公開發表“台灣有事”謬論後，中日關係陷入邦交正常化以來的最嚴重緊張狀態，日台勾連公開化。後者具體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高層政治互動與安全倡議 日本政界人士近年來頻繁與台灣當局接觸，并公開推動安全議題。2021年底，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在接受台灣一個研究機構的邀請，就“台日關係”發表視頻演說時，就宣稱日本“無法容許發生台灣遭武力侵犯”，“‘台灣有事’等同日本有事”，也可以說是“日美同盟”有事。2023年，日本自民黨副總裁、前首相麻生太郎竄訪台灣，同蔡英文、賴清德等人會面，并在台灣發表演講，宣稱若要阻止台海發生戰爭，台灣應做好發揮強大威懾力和進行戰鬥的心理準備。2024年，日本自民黨前幹事長石破茂與一些眾議院議員也竄訪台灣，并與賴清德會面。2025年4月，日本自民黨政調會長高市早苗竄訪台灣，與賴清德就“區域情勢”“安全合作”等議題密談，返回後提出構建“日台準安全聯盟”的主張。另據日媒最新報道，現任自民黨代理幹事長萩生田光一將於12月21日至23日訪問台灣。萩生田光一同時還是重視與台灣保持友好關係的日本超黨派議員聯盟“日華議員懇談會”的幹事長。據說本次台灣之行的同行者還包括東京八王子市的自民黨市議團的成員。 2、軍事技術交流與退役軍官活動 日本通過民間渠道深化與台灣的軍事技術合作。2025年3月，日本前自衛隊統合幕僚長岩崎茂正式就任台“行政院”政務顧問，負責指導台軍軍備建設與作戰訓練，包括制定“不對稱作戰”方案、指導台海軍“海巡署”與自衛隊的情報共享機制建設，以及策劃日台“聯合電子戰訓練”等。此外，日本退役將領2025年訪台頻率較2024年增加3倍，如前陸上幕僚長君冢榮治率團赴台，與台軍高層就“西南諸島與台灣防禦協作”展開密談。 3、多邊安全協調與戰略捆綁 日本在“印太戰略”框架內拉攏台灣，構建小多邊安全合作機制，試圖謀求以台遏華、制華。高市早苗建議日美澳印四方加上菲律賓等建立“準安全聯盟”，以相互合作、保護彼此安全，台灣無疑也在此列，只是顧忌中國大陸的反應，沒有明確點名而已。此外，日台“安保對話”層級持續提升，已延伸至情報共享、危機管控，甚至探討“突發事態協同應對”機制。 4、國內法律與政策支撐 日本國內法律為涉台安全合作提供依據。2015年在安倍晉三第二任期，日本強行通過了“新安保法案”，確認允許行使所謂“集體自衛權”，并新增“存亡危機事態”條款，從法律層面為日本介入台海問題提供了日本的國內法基礎。 2025年高市內閣上台後，進一步加快擴軍步伐，不僅進一步強化在西南諸島的軍事部署，并加快修憲進程。一旦修憲成功，無疑為日本介入台海問題提供了更堅實的法律後盾，因為日本徹底變成了一個“能戰”的“正常國家”。 綜上所述，從1874年到2025年，日本從覬覦、竊取并被迫歸還台灣，到現在依然企圖把台灣作為自己的勢力範圍，甚至是遏華制華的一個棋子，歷史的年輪已駛過一個半世紀，然而日本對台灣的野心依然沒有太大變化。不過，歷史已經充分證明，非正義的侵略必敗，倚外謀獨必敗。台灣問題終究是中華民族內部的問題，只要兩岸同胞攜手同心，必將實現民族復興偉業。 （本文作者為上海理工大學國際政治學者郭麗，本網獲獨家授權刊發，轉載請註明出處） （本文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媒體立場） 【編輯：王少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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