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近年來不斷擴充武力，而高市內閣上台後這一傾向明顯加速推進，其背景是多面且複雜的，除了日本國內政治生態的深刻變化之外，也與近年來國際地緣戰略格局的變化與重大調整有密切的關係。後者具體表現在以下幾點：

一、美國相對實力下降，為維持亞洲霸權，對日本進行戰略縱容並升級同盟關係。

為了應對中國崛起，2011年奧巴馬政府推出亞太再平衡戰略，希望通過利用中國周邊個別國家對中國發展的疑慮，強化軍事、經濟等多維度布局，以維持美國在亞太地區的主導地位。在日本安倍晉三第二任期時，受其影響，特朗普政府推出“印太戰略”，明確把中國定位為“最大競爭對手”，此後的拜登政府不僅延續了這一戰略，甚至把美日印澳上升為四國機制。

另一方面，由於伊拉克戰爭以及多年的反恐戰爭特別是2008年的金融危機等原因，導致美國實力相對下降。在此背景下，為了繼續維持亞太霸權和推行“印太戰略”的需要，美國對日本軍事擴張采取了縱容甚至鼓勵態度。2024年，美日宣布對《日美安保條約》進行“60餘年來最大規模的升級”，將關係從“美主日從”的防禦性同盟升級為“攻守兼備”的軍事同盟，賦予了日本更大的軍事權限。美國通過出售先進武器、聯合軍演、深化軍事一體化等方式，為日本軍事鬆綁提供支持。

二、近年來中國綜合實力特別是國防力量大幅增強，日本右翼將此作為渲染“中國威脅論”的藉口。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最大的變量毫無疑問是中國的崛起。面對中國的和平崛起，日本不僅在心理上無法適應和不甘，由於中日之間存在的領土問題與歷史問題等結構性矛盾一直懸而未決，在戰略安全上更是產生了深深的焦慮與疑慮，並為日本右翼渲染所謂“中國威脅論”提供了很好的理由與藉口。

2010年中國經濟總量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24年中國GDP達到134.9萬億元人民幣，按平均匯率計算約合18.94萬億美元；日本2024年GDP為4.1萬億美元。中國經濟規模是日本的4.7倍，這一差距還在持續擴大。

經濟實力為軍事現代化和技術研發提供了堅實基礎，近年來中國軍事現代化進展顯著，與日本的國防力量相比，中國已形成全方位優勢。中國在航空航天（如殲-20隱形戰機、長征系列火箭）、海軍（航母建造、新型驅逐艦）等領域取得重大突破。同時，武器裝備更新換代速度快，信息化水平和聯合作戰能力不斷提升。

在國防預算規模上， 2025年中國國防預算約2270億美元，日本為572億美元，中國是日本的4倍。不過，中國國防預算佔GDP比重約1.31%，遠低於全球平均水平2.5%，而日本正在將防衛費佔比提升至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 圖源：新華社

在軍力規模與裝備上，中國實力同樣遠超日本。以海軍力量為例，中國海軍艦艇總數超400艘，總噸位約230萬噸，包括3艘航母（遼寧艦、山東艦、福建艦）和8艘055型萬噸驅逐艦。日本海上自衛隊僅154艘艦艇，總噸位約50萬噸，主要依靠4艘"出雲級"準航母和8艘宙斯盾驅逐艦。中國055型驅逐艦搭載鷹擊-21高超音速反艦導彈，射程超1500公里，形成代際優勢。

在戰略打擊能力方面，中國更是優勢明顯。中國火箭軍擁有東風-17高超音速導彈、東風-21D/26反艦彈道導彈等先進武器，射程覆蓋第一、二島鏈，可對日本重要軍事設施實施精確打擊。日本受《和平憲法》限制，無核武器且缺乏進攻性戰略武器，僅依賴美製反導系統。

在國防工業與戰爭潛力方面，中國也遠超日本。中國擁有完整的國防工業體系，鋼鐵年產量佔全球50%以上，軍工級高溫合金年產能15萬噸，可自主生產從航母到導彈的全體系裝備。日本軍工核心技術依賴美國，石油、鐵礦石等關鍵資源99.7%依賴進口，戰爭持續能力存在天然短板。

此外，自2012年日本挑動釣魚島“國有化”以來，中國通過實際行動回應了日本的挑釁，加強了我海警船在釣魚島周邊的巡邏，並在東海劃定了防空識別圈。這一系列正常維護國家權益的行動，被日本右翼加以利用，抹黑中國是“以實力改變現狀”，使得所謂“中國威脅論”在日本越來越有市場，直接導致中日民眾的相互好感度大幅降低，為日本右翼渲染“中國威脅論”從而實現擴軍修憲奠定了堅實的國內輿論基礎。

三、周邊地區的安全環境變化也增加了日本的安全焦慮。

首先，俄羅斯近年來在南千島群島（日本稱北方四島）持續加強軍事部署，通過建設軍事設施、部署先進武器、舉行軍事演習等方式，鞏固對該地區的實際控制，並提升戰略威懾能力。加之在俄烏衝突中，日本和美西方一起反對並制裁俄羅斯，導致俄羅斯與日本的安全緊張態勢加劇。

俄羅斯在南千島群島部署了多型先進武器系統。目前已在島上部署了S-300V4遠程防空系統、“棱堡”岸基反艦導彈系統，以及“舞會”岸艦導彈等裝備。另外，俄羅斯還定期在南千島群島舉行軍事演習，包括反登陸作戰、防空導彈發射、海空聯合防禦演練等科目。2022年，俄東部軍區投入逾3000兵力和數以百計的軍事裝備在南千島群島舉行軍演。

俄日兩國因南千島群島歸屬問題至今未締結和平條約，俄羅斯的軍事部署無疑增加了日本的安全焦慮與安全壓力。

其次，近年來，朝鮮的軍事力量發展取得了顯著突破，特別是在核武器和導彈技術領域，給日本帶來了實質性的安全壓力。

朝鮮的短程導彈可打擊九州、四國地區，中程導彈能覆蓋本州島核心城市，新型潛射導彈射程達1500公里，可從日本海對東京、大阪等經濟中樞實施突襲。2025年6月，朝鮮在東部海域試射潛射導彈落入日本海，直接觸發日本“全國瞬時警報系統”，迫使北海道、青森縣居民進入防空洞，彰顯了導彈威懾的實戰效果。

此外，朝鮮通過建立核空軍，與原有的陸基洲際導彈和海基潛射導彈共同構建起三位一體核打擊體系。這一體系使朝鮮具備了對日本本土及美國西海岸實施核打擊的能力，對日本的安全構成了直接威脅。

朝鮮的導彈試射等活動往往在沒有提前預警的情況下展開，這讓日本的情報監測和應急反應體系承受著巨大壓力。日本政府每年發佈的《防衛白皮書》都將朝鮮列為“主要安全關切對象”，並不斷增加防衛預算以應對所謂的“朝鮮威脅”。

而俄朝合作進一步加劇了日本的安全困境。目前，俄羅斯與朝鮮的戰略協作進入新階段，俄羅斯向朝鮮提供導彈技術、無人機生產線和防空系統等軍事援助。這種合作使得日本在軍事上陷入兩面受敵的困境，西邊面臨俄羅斯的戰略威脅，東邊則面臨朝鮮的核打擊威懾。

最後，戰後國際秩序的動搖，尤其是俄烏衝突演變為長期戰爭，以及由台灣地區領導人煽動“台獨”並試圖依外謀獨，引發兩岸關係持續緊張等因素，使得日本國內特別是右翼實力宣揚所謂“東亞也會變成下一個烏克蘭”，在國內外製造安全焦慮，為加速擴軍修憲創造輿論支持氛圍和條件。

俄烏衝突的持續，不僅讓日本意識到戰後秩序發生了動搖，更重要的是，在衝突發生以後，美國和西歐國家一起雖然反對、譴責並制裁俄羅斯，但並沒有直接派兵支持烏克蘭，導致戰爭遲遲未能結束。作為美國的盟國，日本對此心有餘悸，希望加強自身的國防建設，增強自衛能力。

與此同時，以賴清德為代表的“台獨”勢力希望藉助於日美等外部勢力，謀求“台獨”的傾向越來越明顯，這與日本政府特別是右翼一直以來希望把台灣作為自己的永久勢力範圍的想法不謀而合，因此高市政府借兩岸關係緊張之際，以所謂“台灣有事”系威脅到日本“生死存亡”的事態，暗示會出兵干預台灣事務，似乎也就可以理解了。

客觀上來說，日本是為緩解上述安全壓力和焦慮，想增強自主防衛能力，甚至早日實現獨立自主，但是日本政府特別是高市內閣忽視了一個最大的錯誤，即中國一直堅持和平發展，增強國防力量也只是防禦性的，而且堅持永不稱霸。日本以所謂“中國威脅論”為藉口，抹黑中國的正常國防建設和維護國家正當權益的行動，並想藉此實現擴軍修憲，其錯誤言論不僅違背了中日四個政治文件等國際法，更是挑戰了戰後國際秩序，給地區以及世界和平帶來了巨大威脅，其最後的結局只能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給日本社會帶來災難。

可以預見，由於日本國內日益嚴峻的政治生態以及右傾化的輿論環境，高市內閣在修憲擴軍的錯誤道理上還會繼續加速行使，導致中日關係更加緊張，東亞安全困境進一步加劇，給地區和世界和平帶來巨大的和平威脅，對此，世界各國要保持高度的警惕。

（本文作者為上海理工大學國際政治學者郭麗，本網獲獨家授權刊發，轉載請註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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