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中日關係迅速轉冷，緊張氣氛不斷升溫，可謂劍拔弩張。而點燃火種的不是別人，恰恰就是剛上任不久的日本新任首相高市早苗。

2025年11月7日，高市早苗在眾議院預算委員會會議上，針對“台灣有事”是否屬於安全保障相關法規定中可行使集體自衛權的“存亡危機事態”時，明確表示：“如果涉及武力行使，我認為這可能屬於‘存亡危機事態’的情形”。

這一言論是日本戰敗以來，在任領導人首次在台灣問題上表達試圖武裝介入台灣的野心，引發了中日關係的劇烈震蕩。

對此公然干涉中國主權與內政的錯誤謬論，中方不僅表達了強烈抗議與堅決反對，而且以實際行動對其反制。中方指出，高市早苗的言論“粗暴干涉中國內政，嚴重違背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嚴重破壞戰後國際秩序，嚴重違背一個中國原則和中日四個政治文件精神”。中方警告稱，“如日方膽敢武力介入台海局勢，將構成侵略行為，中方必將迎頭痛擊！”

我國台灣地區社會各界對高市早苗的言論同樣表達了強烈不滿與抗議。中國國民黨前主席洪秀柱痛批高市言論“不僅挑釁，更把台灣推向危險邊緣，完全暴露出日本軍國主義餘毒未除的本質！”中國國民黨主席鄭麗文在接受日本媒體採訪時說，只有接受“一個中國”，才能確保台灣的生存。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 圖源：新華社

此外，高市早苗的錯誤言論還引發了日本國內外的廣泛關切，特別是在日本國內，日本前首相鳩山由紀夫、石破茂以及立憲民主黨黨首野田佳彥、立憲民主黨小澤一郎等重量級的日本政治家與孫崎享、田中均等日本政府前精英官僚以及日本共產黨與很多研究中日關係的學者們均對高市的這一錯誤言論表示了明確的批評與反對。日本民眾還走上街頭，抗議高市的此番錯誤言論，并要求其辭職。

國際上，除俄羅斯、韓國、朝鮮等周邊國家對此表達了批評與反對之外，阿根廷等域外國家也紛紛批評高市錯誤言論褻瀆了歷史正義，應該撤回。

然而，面對國際社會的廣泛反對與批評，高市及其內閣成員卻一直辯稱其言論遵循日本政府的一貫見解，迄今為止仍無意撤回。

對此，有評論認為，高市早苗之所以如此明確地表達這一謬論，可能與其性格比較張揚有關，也可能由於其現在的國內支持率很高，導致其得意忘形，以致魯莽失言。

情況絕對不是如此簡單。事實上，高市早苗“台灣有事”這一謬論的背後絕對不僅僅是眼前的政治算計，背後更有日本政府特別是右翼在涉台問題上的深層邏輯與長遠戰略意圖。

一、謬論的理論根源、法理基礎與歷史淵源

1.謬論的理論根源——日本的“利益線”。

事實上，當前日本右翼關於“台灣有事”的謬論最早也是最深的淵源可追溯至山縣有朋的所謂“主權線”與“利益線”理論。

1890年12月6日，山縣有朋在日本第一屆帝國議會上發表施政演說，正式提出“主權線”與“利益線”理論，這標誌著日本大陸政策的正式形成。主權線（國境線）是指“國家之疆域”，即日本必須誓死守衛的國境線，不容他人侵害。這是國家獨立自衛的基本防線。利益線是"與主權線安危緊密相關之區域"，即同日本主權線安全緊密相關的鄰近區域。

山縣有朋認為，僅僅防守主權線已不足以維護國家獨立，必須進而保護利益線。山縣有朋將朝鮮半島和台灣同時定位為日本的核心利益線。他明確指出：“我國利益線的核心則是朝鮮”，同時將台灣視為“永固皇國南門”的戰略要地。山縣有朋的“利益線”理論具有可變性，在他的規劃中，台灣是日本大陸政策的第一步。他制定了詳細的擴張路線圖： 第一步：佔領台灣，為天皇守住南大門；第二步：侵佔朝鮮，作為跳板攻擊大清國；第三步：攻佔東北及內蒙古，逐步蠶食； 第四步：佔領全中國；第五步：進攻東南亞，進而佔領全亞洲。

而山縣有朋的“兩線論”思想又源於其師吉田松陰的擴張主張，即“不徒無失其所有，又有增加其所無”，主張向朝鮮、琉球、滿洲、台灣等地區擴張，擴大日本的勢力範圍。這一理論成為日本對外侵略擴張的指導思想，先後發動了甲午戰爭、日俄戰爭，并最終導致全面侵華戰爭。1894年甲午戰爭爆發，中國戰敗，《馬關條約》簽訂，清政府被迫割讓台灣及澎湖列島給日本。台灣從此成為日本的殖民地，實現了山縣有朋理論中的第一步戰略目標。

高市早苗一直否認日本的侵略史，并否認南京大屠殺，屢屢參拜靖國神社，甚至在國會公開質疑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士的“村山談話”，其背後的深層邏輯即在於此：台灣系日本的“利益線”。

2.謬論的法理基礎——“存亡危機事態”。

所謂“存亡危機事態”，是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在2015年強行通過新安保法案時提出的一個所謂法律概念。該法案規定，在“存亡危機事態”之際，日本可行使集體自衛權。其定義是：“與我國有密切關係的他國遭到武力攻擊，因此威脅到我國的生存，從根本上顛覆了我國國民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的明確危險事態。”從本質上來說，新安保法案就是為了鬆綁日本憲法對日本擴軍和自衛隊海外行動的限制；而所謂“存亡危機事態”，則是為其真正突破軍事束縛的時機，提前備好“叙事”模式。事實上，日本很多憲法專家對此持強烈反對態度，認為這一條規定實際上超越了日本憲法第9條劃定的紅線，是明確的違憲。

高市早苗作為安倍路線的繼承人，如今悍然將台灣問題與“存亡危機事態”聯繫起來，暗示日本可能武力介入台海問題，就是利用的這一概念。

3.謬論的歷史淵源---長期殖民台灣的宗主國心理。

《波茨坦公告》與《開羅宣言》共同構成了台灣屬於中國的完整法理依據，這些國際法律文件明確表明，台灣問題純屬中國內政，任何外部勢力都無權干涉。這些文件不僅確認了中國對台灣的主權，也構成了戰後國際秩序的重要組成部分。

然而，戰後日本政府一直與台灣保持著密切的關係。冷戰結束前，岸信介政府（1957-1960年）對台灣的關係就具有明顯的親台反華特征，其政策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政治外交層面上，岸信介上台後立即推行隨美親蔣、敵視中國的政策。上任僅半個月，他就迫不及待地同台灣成立合作委員會；上任後3個半月，他就急不可耐地造訪台灣，并與台灣簽署“共同聲明”。1958年5月2日，在岸信介政府的縱容下日本極右翼分子製造了長崎侮辱中國國旗事件。軍事安全層面，1960年1月14日，岸信介與美國簽署新《日美安保條約》，在其中加入所謂的“遠東條款”，突出了保衛台灣的立場。岸信介在國會明確表示，台灣屬於條約中“遠東條款”的防衛範圍，聲稱“對日本的安全來說，不使朝鮮和台灣落入共產黨之手是絕對必要的”，“始終尊重台灣政府是日本的外交路線”。岸信介甚至揚言：中國人民如果解放台灣，日本“不能無動於衷”。他將台灣問題與日本國家安全明確掛鈎，為日本可能軍事介入台海問題埋下伏筆。

岸信介的胞弟佐藤榮作後來也成為“台灣幫”的幫主，在1964-1972年執政期間繼續執行岸信介的親台路線。岸信介的外孫安倍晉三繼續繼承了其外祖父的政治基因，成為“台灣幫”的一員，延續了對台政策。安倍晉三下台後，很快提出“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就是日美同盟有事”，則是這一政治基因延續的明確表現。而自詡為“安倍路線的忠實繼承者”的高市早苗繼承安倍的“台灣有事”之謬論自然也就順理成章了。

日本對台灣長達50年的殖民統治（1895-1945年）不僅給台灣留下了難以磨滅的歷史印記，也對日本的對台心理刻下了深深的宗主國印痕。日本通過“皇民化運動”、日語教育、神道教信仰等手段，強制推行文化同化政策，要求台灣人改用日本姓氏，試圖從精神上徹底消滅台灣人的中華文化意識。日本右翼勢力始終將台灣視為“帝國遺產”，部分政客甚至美化殖民歷史，聲稱“台灣是日本帝國的榮光”，這種扭曲的殖民記憶成為其干涉台海事務的心理基礎。而以賴清德為代表的台獨勢力為了實現其政治野心，不惜與海外勢力尤其是美日等外部勢力勾結，并試圖把台灣問題國際化，使得台灣問題更加複雜的同時，也讓日本似乎有個干預台灣問題的可能性與所謂正當性。

4. 所謂“存亡危機”藉口的規律性與欺騙性

此外，高市聲稱“台灣有事”關係到日本的“存亡危機”，故可以行使集體自衛權，系明顯的藉口。事實上，日本近代以來的每一次對外擴張，都始於一套精心編織的所謂“存亡危機叙事”，這種模式具有明顯的規律性和欺騙性。

·甲午戰爭（1894-1895年）:日本以"朝鮮內亂危及日本安全"為藉口，聲稱“朝鮮乃帝國之唇齒，其安寧關乎帝國安全”，將中國軍隊在朝鮮的正當行動歪曲為對日本“生存利益”的威脅。而實際上，日本真正的目標是奪取東亞霸權，戰後通過《馬關條約》掠奪台灣并勒索2.3億兩白銀。

·日俄戰爭（1904-1905年）:日本宣稱俄國在遠東的擴張“威脅日本的生存與發展”，將俄國在中國東北的擴張渲染為安全威脅，偷襲旅順港，挑起日俄戰爭，戰後獲得在中國東北的諸多特權。

·九一八事變（1931年）:日本關東軍自行炸毀南滿鐵路，反誣中國軍隊所為，編造“柳條湖事件”，以“滿蒙是日本的生命線受威脅”為藉口進攻中國東北。日本聲稱東北是日本的“糧食庫和資源供應地”，“失去滿蒙，日本就會陷入存亡危機”。

·全面侵華戰爭（1937年）:發動盧溝橋事變，日本以“中國挑釁威脅日本安全”為託詞，宣揚“對華一擊可解決生存困境”，聲稱“解決中國問題是日本生存的唯一途徑”。日軍聲稱只有控制華北，才能保障生存空間。

·太平洋戰爭（1941年），日本以美英中荷的“ABCD包圍圈”扼殺其生存為藉口，宣稱美國對其實施的經濟封鎖“威脅到國家的生存”，以此煽動戰爭情緒。日本聲稱“帝國的存續瀕臨危殆”，必須打破封鎖。

如今，高市早苗重拾這套話術，正是為日本試圖突破軍事束縛、重構進攻性戰力尋找藉口。（未完待續）

（本文作者為上海理工大學國際政治學者郭麗，本網獲獨家授權刊發，轉載請註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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