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新聞網8月22日電  （記者 崔隽）1937年至1941年，全面抗戰爆發後至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地處華南的香港作用凸顯，既是物資運輸的交通命脈，也是戰爭難民的避居之所和對外宣傳的傳播陣地，因而逐漸成為中國全國抗日救亡中心之一。

彼時香港各界民眾心繫內地，自發籌賑軍需藥品、協助救護、回鄉支援、接濟孤兒難民等，為抗戰前線的浴血奮戰提供了強大後援。香港史學會總監鄧家宙博士在研究這段歷史時，深感這種休戚同當、無私奉獻、涓流匯聚的民間行動，與戰場上的誓死禦敵一樣，值得被記錄和讚頌。

8月20日，香港史學會總監鄧家宙博士接受香港中通社、香港新聞網採訪。（記者 崔隽攝）

自發賑難：“任何時候香港都在關心內地”

十多年前，鄧家宙對香港銀行歷史感興趣。他每天在電腦上整理和翻閱電子舊報章和文獻，看到與銀行相關的資料，就剪切下來收集好。但漸漸地，落在報章的目光總是不由自主遊移到別處。他注意到，在30—40年代的報章上，香港對內地戰事的談論和報道越來越密集，各界賑難團體開始接連湧現。

1931年“九一八事變”前後，香港華商對國家爆發大規模戰事及其對經濟民生的影響就有所預料。“能看出香港當時有一種氣氛，國家有困難，內地同胞有困難，我們是國民一分子，就要想辦法去幫助。”鄧家宙近日接受香港中通社、香港新聞網採訪時說。

“其實香港人關心內地，也不單是因為有戰事，而是任何時候都關心。不單關心地緣接近的廣東，外省也都會關懷。而且他們有一個特點，就是‘該做的我們做了，做完也不需要多講’。”在鄧家宙看來，這種無條件支持的背後，有一種唇齒相依的情感連接和中國人的民族認同，并且在當時英國政府管治之下，這種紐帶變得更加牢固。

2021年，鄧家宙編撰出版《休戚同當：抗戰時期香港之賑難團體（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一》，書中記錄了工商界、文藝界、學生組織、婦女組織等數十個民間社團奔走賑濟、共赴國難的行動。

例如，1936年12月，東華三院與華商總會合組港僑賑綏會，號召各界商戶募集善款物資，合計一萬元，匯送前方。籌款啟事中充滿對同胞的同情:“寒風、大雪、炮彈、飛機……這一切都使戰地中我們的民眾受絕大的威脅……我們歡幸安居僑土，對於戰地的同胞，應該盡量救濟，因此我們很誠懇地發起救濟綏遠難民募捐活動。請你節省你生活所剩餘的工錢，省你衣食，以一日的工資，賑濟這敵人威脅下的同胞，大家聯合起來，盡你國民的一份的責任。”

香港民間社團發起籌款賑難行動。（圖源：《休戚同當：抗戰時期香港之賑難團體（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一）》

1938年7月7日，全港各界賑濟華南難民會發起“七七抗戰紀念日全港僑胞實行素食售花運動，“得款四十七萬三千一百五十九元九角九仙、國幣三萬零三百六十八元四角二仙”。同年9月9日，燒臘行工商籌賑會組織果菜小販義賣，獲各區各行響應，範圍涵蓋西環至灣仔各區街市，籌得近四萬元。1939年1月，香港救濟學生委員會成立，為受戰事影響的學生提供經濟支持，還為失學學生介紹工作。1941年8月，保衛中國同盟發起“一碗飯運動”，籌得二萬五千元，至香港淪陷前，保盟共籌得善款達十八萬八千五百美金。

保衛中國同盟為難童籌款。（圖源：《休戚同當：抗戰時期香港之賑難團體（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一）》

“不同身份、不同階層的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保衛國家。工人、文人、商人、學生、婦女……他們大部分人沒有氣力上戰場對抗敵人，但不要小看他們。以華商會為代表的商人群體，他們運用自己的財力和海內外人脈，將大量物資運回內地。這些商人的太太們則組成婦女社團，關注更細緻的地方，對照料難童孤兒起到了重要作用。大一點的學生申請停學回內地支教，小學生不買零食，捐出自己的零用錢，賣菜賣肉的商販也把一天的收入拿出來……簡單來說，大家就是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出一份力，不會想有沒有人笑話他們力量微小。凡是可以的，大家都去做。我覺得那真是一個令人感動的年代。”鄧家宙說。

銘記抗戰：“告訴後代曾經為什麼而抗”

在過往的講座和訪談中，鄧家宙多次提及香港抗戰民間力量的重要性。“抗戰是全民參與的。我們看到了戰場上的軍事對抗，也要看到在這後面來自民間不同力量的支持。有了他們，有了物資，我們才能持久抵抗軍事力量那麼強大的敵人。同時，香港抗日救亡的特殊作用也在此凸顯——戰時要買米、買藥，但錢怎麼能調動出去？這就得益於香港的貿易和商業體制優勢，也是香港人原本就在做的事情。”

對於抗戰精神的理解和傳承，鄧家宙認為最重要的是要告訴沒經歷過這一切的後代，曾經的先輩為什麼而抗。他認為，抗戰反抗的不僅是日本這個具體國家的侵略行徑，還是在反抗一種廣泛而錯誤的價值觀念。“我們經常看到接在‘抗日戰爭’後面還有一個詞——國際反法西斯戰爭。在這場戰爭中，我們和其他國家為什麼要互相幫助？為什麼當時印度人、加拿大人、新加坡人也來香港幫助我們？因為我們都在捍衛同一種人性價值，都認為軍國主義和法西斯踐踏了道德和人性底線，因此你有困難的時候，我要幫你抵抗它，也因此我們絕不能輸，否則輸掉的不單是領土資源，還輸掉了共同的信念。”

一直以來，鄧家宙的主要研究方向是香港社會歷史，對於香港抗戰史後續的挖掘，他個人最感興趣的是文物。“如果我們要從一段歷史中吸收經驗和教訓的話，光講可能還不够，文物會是一個更立體的切入點。抗戰勝利已經80年，我覺得應該要趁還有機會的時候，盡力搜羅保存相關文物。”

民間參與抗戰，每個人都是渺小而珍貴的見證者，留存的某個物件也許就凝結了一段重要歷史。鄧家宙曾在一位元朗居民的家中看到一把軍刀，主人告訴他，這是其父親留下的，但并不清楚這刀的具體來歷。鄧家宙看過告訴他，這是一把二戰時的軍刀，刀的背後有字可證。對方說，幾十年來還是第一次知道刀背後字的含義。

“這是很多人的反應，可能家里都有上一代遺留下來的物品，但并不知道它會是一個歷史的證明。其中的原因，一方面是親歷者因戰爭傷痛不願憶述，後來也相繼離世；另一方面是戰後恢復生產經濟被擺在首位，人們不會刻意訴說過往，且大家彼此認為經歷過同樣的事情，也就沒必要再談論。這就導致過去和現在中間隔了一個‘真空年代’。”

鄧家宙還提到，現在許多香港抗戰遺址也面臨同樣的境況。在八九十年的時間里，它們愈發荒蕪，無人知曉其中的故事，甚至漸漸無跡可尋。他身邊也有研究軍事的歷史學者，如香港浸會大學鄺智文教授，正在努力找到這些遺址，記錄下來，告訴世人此處曾經發生過什麼。未來他們還希望能够建立和整合抗戰文獻、文物和遺址的網絡資料庫，有利於保存史料、學術交流和深入研究。

“香港民間還有很多抗日的點點滴滴。”鄧家宙說。“我覺得趁我們還有時間，無論是文物、遺址還是當事人的親身經歷，我們都想盡力用文字和書本等方式，記錄下來、傳續下去。”（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