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新聞網8月7日電（記者 王少喆）根據報道，特朗普政府的所謂“對等關稅”於8月7日開始生效，美國對貿易夥伴開始征收10%至41%的附加關稅。特朗普的極端做法會讓美國更加“自給自足”嗎？針對中國的“轉口稅”會產生什麼影響？香港新聞網、香港中通社就此採訪了上海對外經貿大學副教授王思語，採訪全文如下：

1、特朗普目前確定的各國關稅稅率，還會有重大變化嗎？

答：2025年7月31日，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行政令，在“對等關稅”框架下，對全球69個國家和地區實施差異化關稅政策。其中，稅率區間為10%至41%，其餘國家或地區維持10%的基準稅率。新關稅政策將於8月7日生效。

具體而言，中國被單獨加征40%的轉運懲罰稅；歐盟、日本、韓國分別適用15%的稅率；日本鋼鋁產品則面臨50%的關稅；印度和南非分別被征收25%和30%的稅率。此外，歐盟以7500億美元的能源采購和6000億美元的對美投資換取優惠稅率；墨西哥被征收30%的基礎關稅（汽車25%）；越南需滿足軍火采購和市場開放條件以維持20%的稅率。

截至目前，美國已全面完成對全球187個不同國家和地區的關稅政策調整工作。此次調整涉及面廣泛，涵蓋眾多貿易夥伴和多種商品類別。從當前情況來看，預計在短期內，美國的關稅政策將保持相對穩定，不會出現重大變動或調整，相關國家和地區的出口企業可以依據現有關稅政策進行貿易規劃和市場布局。

2、如果目前的關稅稅率確定執行，會對國際貿易產生什麼樣的影響？美國會變成更加自給自足的國家嗎？

答：

短期效益與長期困境

短期內，特朗普政府通過加征關稅、出口管制及非關稅壁壘，雖能削弱競爭對手的貿易收益并壓縮其國民福利，但這一策略難以實現美國“再次偉大”的長期目標。其構築的“關稅高牆”雖在表面上重構了全球貿易格局，卻無法使美國成為自給自足的經濟體，更無法逆轉全球資本與產業向成本窪地流動的基本規律。2025年8月1日美國勞工統計局數據顯示，7月非農就業人數僅增長7.3萬，遠低於市場預期，進一步印證貿易戰未能在中短期內提升國民福利。

對全球貿易體系的衝擊

美國的關稅框架及對華轉口稅政策，不僅弱化了WTO多邊機制，還加速了全球貿易規則碎片化。未來，小多邊與諸邊協定將激增，形成錯綜複雜的“意大利麵碗效應”，而不同協議間的特殊條款可能引發制度性衝突。國際商會警告稱，當前局面是“自1933年《斯姆特-霍利法案》以來全球貿易最嚴峻的危機”。美國試圖通過單邊關稅脅迫新興經濟體，卻忽視了重構全球經貿秩序的核心前提——需依託多邊合作框架，并通過與盟友的互補性優勢交換實現共贏，而非對緊密貿易夥伴實施零和打壓。

國內經濟反噬效應

特朗普的關稅政策最終將成本轉嫁至美國企業與消費者。以汽車產業為例，2025年關稅預計導致“三大車企”合計損失70億美元利潤（斯特蘭蒂斯15億、福特20億、通用35億）。特斯拉CEO埃隆・馬斯克亦警告，受反電動汽車政策及二季度3億美元關稅拖累，公司面臨“艱難季度”。此外，美國99%的鞋類與紡織品依賴中國、越南等國進口，當前零售端已承擔大部分關稅成本，部分品牌宣布近期漲價，進一步加劇通脹壓力。

3、對中國的影響如何？尤其是轉口稅方面。

答：特朗普政府近期實施的關稅新政實質上是以打擊中國中間品轉運為核心目標的系統性貿易壓制策略，這一政策不僅對中國中間品貿易與全球供應鏈布局產生深遠的結構性影響，更折射出美國對華經貿遏制的戰略意圖。從政策工具層面來看，此次針對中國中間品轉運征收最高達40%懲罰性關稅的做法，與美國近年來在國際經貿協定中持續推行的“毒丸條款”策略具有明顯的延續性和協同性。

所謂“毒丸條款”，其概念原型源於企業併購領域的反收購機制，指目標公司通過預設特殊條款來增加收購方的併購成本或稀釋其股權收益。當這一概念被移植到國際貿易領域後，其內涵演變為通過制度性安排限制締約方與特定國家開展經貿合作的條款體系。典型案例就是《美墨加協定》（USMCA）第32章第10條的特別規定，該條款明確限製成員國與非市場經濟國家締結自由貿易協定，實際上構成了針對中國的制度性隔離。從企業併購到國際貿易，毒丸條款的核心邏輯始終未變：通過設置制度性障礙，改變博弈各方的成本收益結構，最終達成戰略遏制目的。

當前美國推行的轉運關稅政策正是這種毒丸策略的延伸和強化。在具體實施層面，該政策呈現出三個顯著特征：首先是系統性，美國不僅在雙邊協定中加入限制性條款（如美越協議規定經越南轉運商品征收40%關稅），還在多邊框架下推動排他性合作（如美歐協議中針對“非市場化國家”的聯合管制機制）；其次是精準性，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CBP）制定了嚴密的原產地判定標準，對任何存在“轉運規避”嫌疑的商品（包括在第三國簡單加工、重新貼標等行為）實施“原稅率+40%懲罰性關稅”的叠加處罰；第三是連帶性，通過建立半年更新的“轉運黑名單”制度，對涉及企業及其商業夥伴實施連坐式懲罰，這種機制設計極大地提高了企業的合規成本和風險溢價。

從國際經貿秩序演變的角度觀察，這一政策正在引發深層次的制度變遷。美國通過關稅手段與制度設計的雙重擠壓，實質上是試圖重構全球價值鏈的治理規則。其戰略目標不僅在於短期內的貿易收益再分配，更著眼於長期規則主導權的爭奪。這種單邊主義做法正在導致全球貿易治理體系出現明顯的制度分層：以WTO為代表的多邊框架持續弱化，而以美國為核心的排他性小多邊安排不斷增強。如果這種趨勢持續固化，最終可能形成以意識形態和價值鏈位置為界的經濟集團化格局，使各國面臨嚴峻的“選邊站隊”壓力。歷史經驗表明，類似的貿易陣營化現象往往會降低全球資源配置效率，加劇制度性摩擦成本，最終損害所有參與方的經濟福利。

美國總統特朗普。香港中通社資料圖片

對中國企業而言，新的貿易環境帶來了雙重挑戰。

在供應鏈層面，企業需要應對日益複雜的合規要求。這包括但不限於：建立完整的原產地追溯體系，實施供應商分級管理制度，動態監測“轉運黑名單”變化等。這些措施都將顯著增加企業的運營成本和風險敞口。

在市場層面，出口受阻可能迫使部分企業轉向國內市場，但這種轉型面臨嚴峻的內需約束。以電子產品行業為例，2023 - 2024年，國內智能手機市場出貨量持續下滑，庫存周轉天數延至歷史峰值。其中，2024年第四季度出貨量同比降3.2%。2025年第二季度出貨量同比降2.4%或4%，核心矛盾在於需求疲軟與政策刺激的博弈。 如果外貿受阻產能大規模轉向內銷，可能引發更嚴重的價格競爭和產能過剩，進而加劇通貨緊縮壓力。

從宏觀經濟影響傳導機制來看，外貿收縮將通過三個渠道產生連鎖反應：首先是收入效應，外貿行業利潤下滑將直接導致從業人員收入增長放緩；其次是財富效應，企業估值下調將抑制投資和消費信心；最後是預期效應，經濟前景不確定性增加可能進一步強化儲蓄傾向。這三個渠道的叠加作用可能形成負向循環，加大經濟下行的慣性。

面對這一複雜局面，政策應對需要把握好幾個關鍵維度：在短期應對上，可以考慮通過定向消費刺激（如耐用品補貼、服務消費券等）來緩衝外需收縮衝擊；在中長期結構調整上，需要加快構建自主可控的產業鏈體系，同時深化與新興市場的經貿合作；在規則應對上，則應積極參與國際經貿規則重塑，推動構建更具包容性的多邊貿易框架。特別需要指出的是，任何政策干預都需要把握好力度和節奏，避免造成新的市場扭曲和資源錯配。

從更宏觀的歷史視角來看，當前中美經貿博弈反映的是全球經濟治理體系轉型期的結構性矛盾。在這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時期，各國都需要在維護自身利益和保持體系穩定之間尋求平衡。對中國而言，如何在守住發展底線的同時保持戰略定力，在應對短期挑戰的同時謀劃長期布局，將是未來經貿政策制定的關鍵所在。這既考驗著決策者的智慧，也需要企業界的積極配合和創新突破。（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