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新聞網6月26日電（崔隽）延宕十幾日的以伊衝突目前按下暫停鍵。隨著美國介入空襲伊朗，其與以色列的鐵桿盟友關係再次得到印證。美國學者約翰·米爾斯海默近期接受採訪時表示，以色列對美國歷屆政府具有超乎尋常的影響力，特朗普的一系列表現說明“基本上滿足了游說集團的全部訴求”。以色列游說集團為什麼有如此大的能量，讓美國“無條件支持以色列”？他們是如何影響美國內政外交政策的？游說又是怎樣深刻影響美國政治的呢？

4月7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白宮迎接到訪的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圖源：新華社）

何為游說？誰在游說？

游說，英文為lobby，其原意為大廳。使用該詞的歷史可以追溯到18世紀的英國。當時人們在倫敦劇院的大堂里閑逛，目的就是結識來看劇的政界名流。歷史上美國也有類似的現象。美國前總統尤利西斯·格蘭特每天早上都會在距離白宮僅幾百米的酒店吃早餐，帶著請願書或訴求的人們就會在此聚集，希望將意願直接傳達給總統或其高級助理。

如今，游說已成為美國政治的合法常態。根據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游說活動合法性來源於民眾的請願權。1938年的《外國代理人登記法》規定了為外國利益進行游說的要求，包括註册并公開其活動與資金來源，以保障公眾對外國影響活動的知情權。1995年的《游說披露法》則在游說團體註册門檻、流程簡化等方面有所改進，為各種規模的游說主體提供了合規環境。

過去幾十年來，美國游說業呈現爆炸性增長態勢。1971年，美國僅有175名註册說客，但到2009年，這一數字增加到13700名，平均每個美國參眾兩院的議員身邊就有20多名說客出沒。據統計，目前美國依《游說披露法》註册游說實體已超過3000家。

游說集團在塑造美國國內外公共政策方面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他們代表不同利益主體，例如大型企業、專業協會和非營利組織，主要通過投入金錢和操縱輿論的方式來影響立法和決策的過程。

舉例來說，美國全國步槍協會就是美國最有影響力的游說團體之一，一貫主張保護公民持有武器的權利，儘管這一權利頗具爭議。據報道，2020年，該協會花費了約2300萬美元來支持維護持槍權的共和黨候選人。

除此之外，美國商會游說集團、科技公司游說集團、製藥行業游說集團、以色列游說集團、石油游說集團等都是美國代表性的游說力量。

當游說集團更傾向代表既得利益時，擔憂和批評自然就會浮現。如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所規定，游說的合法性根植於民眾的請願權，官員應該時刻傾聽選民的意願。但在龐大的利益集團面前，民眾的聲音似乎越來越難被聽到，其催生的各種政策也難以反映真實的民意。

“令人生畏”的以色列游說集團

1981年，政治學家羅伯特·特賴斯將親以色列游說集團描述為“由至少75個分開的不同組織—大部分是猶太人組織—所組成的團體，他們積極支持以色列政府的大部分行動和政策立場”。這些團體和個人的活動不僅僅只是投票支持親以色列的候選人，還會寫信給政治家或新聞組織，向親以色列的政治候選人進行經濟捐贈，與對方直接接觸，傳達議事日程。

幾十年來，在美以之間的緊密關係中，以色列游說團體一直在發揮強大作用。其中，美國以色列公共事務委員會（AIPAC）最具代表性。該組織最初隸屬於美國猶太複國主義理事會，主要從事公眾宣傳與籌款，後於1959年更名為AIPAC，開始吸納更廣泛的社區與政界支持者。AIPAC最重要的政策目標是維護以色列與美國的夥伴關係，防止伊朗擁有核武器，以及就數十年來的巴以衝突達成有利於以色列的解決方案。

AIPAC每年在國會的游說支出高達數千萬美元。他們在上下兩院建立了廣泛網絡，其政策團隊對每位參、眾議員都保有 5–15 名核心聯繫人，確保在年度國防撥款、制裁伊朗等重要議題上迅速安排面見或電話溝通。作為游說活動之一，該組織還會安排新任國會議員前往以色列。AIPAC主張，這會讓議員們了解以色列面臨的困境。批評人士則認為，這種行程只是一場片面的宣傳。

多位總統和AIPAC有過千絲萬縷的交集。2008年，奧巴馬曾以參議院身份在 AIPAC 年會發表主旨演講，強調美以牢不可破的戰略夥伴關係，以贏得該團體的支持。在2023–2024競選周期，數據顯示，AIPAC向包括拜登在內的民主黨候選人提供了約280萬美元的政治獻金。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初期內閣成員中，前國家安全顧問邁克·沃爾茲（後因“群聊洩密門”被解職）、國家情報總監圖爾西·加巴德等官員都從AIPAC獲得過資助。

在數十年持續的布局和經營過程，AIPAC的影響力和勢力日趨龐大。它可以與國會議員共同撰寫并推介制裁伊朗的相關法案，左右參議院對武器銷售限制決議的表決，在選舉中為候選人提供動員支持從而擊敗對以色列政策持批評態度的現任議員……AIPAC前官員斯蒂文·羅森曾用一個例子說明該組織的權勢——他把一塊餐巾放在《紐約客》雜誌的記者傑弗里·戈德堡面前說：“在24小時里，我們能够有70名參議員在上面簽名。”

米爾斯海默和斯蒂芬·沃爾特曾在《以色列游說集團與美國對外政策》一書中評論，以色列游說集團在華盛頓的聲望“令人生畏”。“這些團體希望美國把以色列當作自己的第51個州那樣對待。民主黨人同共和黨人一樣，都畏懼這一游說集團的權勢。他們都明白，任何一個挑戰該游說集團政策的政治家，其成為總統的機會都十分渺茫。”

在近期接受採訪時，米爾斯海默也談到了這種龐大游說勢力對以色列的負面影響。他表示，美國在游說團體推動下無條件支持以色列，以色列可以隨心所欲，“以色列國內游說團體、乃至該國本身都認為這完全是有益之舉，實際上并不符合以色列的根本利益，我認為以色列如今的處境可謂深陷泥潭。”

“旋轉門”與金錢政治

美國政府部門與私營機構之間有一道無形的“旋轉門”。社會學家查爾斯·賴特·米爾斯在《權力精英》一書中將進出“旋轉門”的人稱為美國的“權力精英”。他指出，這些人操縱著國家機器并擁有各種特權，佔據社會結構的關鍵位置，在經濟、政治、軍事等領域相互緊密聯繫，掌握決策權力。

舉例來看，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內，首任國務卿蒂勒森直接從埃克森美孚公司高管位置上“旋轉”而來；財政部長姆努欽背靠華爾街投資銀行高盛集團；國防部長埃斯珀曾是軍工企業雷神公司高管……

而官員們卸任之後的去處也耐人尋味。前國防部長馬蒂斯重新成為國防承包商通用動力公司董事會成員，前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麥克馬斯特加入軟視軟件公司董事會，前能源部長佩里在離職幾周後就重回老東家“能源傳輸”化石燃料公司。

往來於“旋轉門”中的人也是一股強大的游說力量，深刻影響著美國政壇。“處江湖之遠”時，他們利用影響力為所在機構疏通政府關係，“居廟堂之高”時則利用職權照顧老東家利益。

在這樣的體系下，權錢交易、“合法腐敗”很難不會泛濫，游說正是為此提供了便捷通道，凸顯了美國根深蒂固的金錢政治屬性。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研究員劉衛東層撰文寫道：“由於金錢對權力的侵蝕，權力制衡機制基本上淪為各利益集團通過其代理人謀取私利的談判機制，美國的政客也逐步成為不同利益集團的代言人……這會不斷加劇權力對資本的依賴，為民主體制下的制度性腐敗鋪設溫床。”

為了抑制腐敗，美國也進行過游說改革，但收效甚微。2007年的《誠信領導與公開政府法案》雖延長了前國會議員與高官的游說冷卻期，但并未完全禁止他們參與影響活動。事實上，據報道，自2008年法案生效後，前國會議員進入游說相關行業的比例從改革前的43%上升至47%，創造了一大批在公開游說之外仍可利用人脈資源的影子專家。

“我從未離開，只是變得隱形了。”一位政治說客曾對媒體這樣坦言。

此外，美國現行法規主要針對付費、直接接觸國會決策者的“游說接觸”進行監管，對政策研究、公關活動、背後顧問、對下屬官員的接觸等許多隱蔽或間接方式則管控有限。

總體而言，複雜的政治體系塑造了游說產業的樣態，游說反過來也在形塑美國政治，最終成為其制度痼疾中的一個癥結，且正在對美國政治的公正、效率和公眾信任產生深遠影響。（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