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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則天、睿宗、玄宗三朝任過宰相的姚崇,有哪些特別之處?

时间:2020年07月06日 15:51  稿件来源:北京日報


資料圖。圖源:北京日報

  姚崇,本名元崇,曾改名元之。唐代陜州硤石(今河南南陜縣)人。先後在武則天、睿宗、玄宗三朝任過宰相,並兼兵部尚書。

  姚崇吏事明敏,“以不貪為寶”,尤其是在玄宗時期,“以廉慎為師”,“聳廉勤之節,塞貪競之門”,“首佐玄宗起中興業”,協助玄宗革除了許多弊政,為開創開元盛世的局面,促使唐代進入鼎盛時期做出了一定的貢獻。

  “剖析若流,皆有條理”

  姚崇少年時期風流倜儻,重視氣節。年齡漸長,益發好學。萬歲通天元年(696年),契丹攻陷河北數州,時軍書紛集,姚崇“剖析若流,皆有條理”,被武則天看重,破格提拔為夏官侍郎,掌管全國的軍政。不久,升為鳳閣鸞台平章事(宰相)。

  武則天稱制時,重用酷吏,濫施刑威。酷吏周興、來俊臣等,兇狠殘暴,告密羅織,大興冤獄。許多朝臣和李氏宗室被無辜殺死。因此,朝臣人人自危,甚至每次上朝前,都要與家人訣別,擔心人命朝不保夕。姚崇苦心勸諫,終於說服武則天改變酷治,並於長安二年(702年)復按來俊臣等酷吏造成的冤假錯案,為受害的官員“伸其枉濫”,“由是雪免者甚眾”。

  長安四年(704年),姚崇為相王府長史兼春官尚書(禮部尚書),掌管國家典禮等事。時武則天寵幸的張易之在定州(今河北定縣)私立寺廟,因沒有僧師,便從京師強遷十名大德高僧到定州。寺僧們對張易之的無理之舉不滿,向姚崇哭訴。姚崇下令停止遷移。張易之數次向姚崇請托,姚崇毫不懼其驕寵,堅決予以拒絕。結果姚崇遭張易之讒毀,被降為司仆卿,充任靈武道(今寧夏靈武西南)大總管。後又令姚崇為靈武道安撫使。

  “賞罰盡公,請托不行,綱紀修舉”

  景雲元年(710年)睿宗即位,啟用姚崇。姚崇極力革除弊政。當時官僚機構臃腫,百官泛濫,銓官制度紊亂。特別是公主、後妃們,依勢用事,大搞“斜封官”。所謂斜封官,就是皇帝受公主、後妃等的請謁,任意頒下敕書任命官員,用斜封交付中書省。

  她們的“以公器為私用”,目的是賣官利己,鬻法徇私,進而搞裙帶關系,各樹朋黨,擾亂吏制,致使“政出多門”。任命官吏的政府機構形同虛設,庸碌之徒花錢就可以買到官,“雖屠沽臧獲,用錢三十萬,則別降墨敕除官”。這些人占據官位後,“忽事則不存職務,恃勢則公違憲章,徒忝官曹,無益時政”。

  更具有諷刺意義的是,由於官職設得太多,濫官充溢,當時,宰相、禦史及員外官辦公時連座位都沒有,故時戲稱為“三無坐處”。政府機構的工作難以正常開展,混亂狀況正待整治,姚崇聯合宋璟等上言:“先朝斜封官悉宜停廢”。睿宗采納了他們的建議,“罷斜封官凡數千人”。

  同年,睿宗又以姚崇為兵部尚書,與宋璟兩人負責銓選文武官吏。他們不畏強禦,對“嬖佞用事,選舉混淆,無復綱紀”的混亂狀況大力整治,杜絕向皇帝請謁討官的各種途徑,使吏治有所改善,出現了“賞罰盡公,請托不行,綱紀修舉”的清新局面。可惜好景不長,形勢很快發生了變化。太平公主幹預朝政,其時“宰相七人,五出其門”。她與諸王結為朋黨,交構期間,危害政局。

  提出著名的十項治國建議

  開元元年(713年),初即皇位的玄宗召見了姚崇。姚崇針對歷史遺留下來的種種弊政,提出了著名的十項治國建議:反對濫施刑威,主張以仁義治理國家,安定社會;反對窮兵黷武,追求邊功;不準宦官幹擾朝政;等等。十項建議成了玄宗開元時期的重要施政綱領。

  姚崇為玄宗輔政,撥亂反正,大力整肅吏制,以任人唯賢、量才授職作為銓選官吏的主要標準。嚴格銓選制度,繼續罷免以前的斜封官。對於用請托等不正當手段謀取官職的,不論是誰,姚崇都堅決予以制止。

  開元二年(714年)二月,申王李成義向玄宗請托,要求把他府中的閻楚珪由錄事(九品)破格提拔為參軍(正七品),玄宗答應照顧。這是任人唯親,違反官吏提拔程序的做法。

  對此,姚崇堅決反對。他和盧懷慎等上書,指出量材授官的權力應歸屬官吏任命部門,反對因親故之恩就得以升官進爵,覆前朝冗官泛濫之轍,擾亂國家法紀。姚崇的力爭,使玄宗收回成命。自此,向皇帝請謁討官的惡習,大為收斂。

  開元前期,姚崇身居宰相要職,但他並沒有自己的專門宅第,全家人住在離朝廷很遠的地方。他上朝處理政事後往往不能回家。只得就近住在一個叫罔極寺的寺院里,有一次,姚崇得了瘧疾,只好叫家人到罔極寺來照料他。在寺里,他還帶病協助源乾曜處理政務。“每有大事,上常令乾曜就寺問崇”。

  源乾曜和姚崇接觸較多,對於姚崇嚴於律己、勤儉的生活作風深感佩服。他奏請玄宗讓姚崇搬進四方館(屬中書省)住,玄宗當即批準。但姚崇感到四方館豪華又藏有公文,不便住進去,堅決謝絕。玄宗感動地說:“設四方館,為官吏也。使卿居之,為社稷也。恨不可使卿居禁中耳,此何足辭!”

  開元九年(721年)姚崇去世。是時,國家經濟狀況比較好,社會上厚葬成風。三朝宰相姚崇卻未隨波逐流。去世前,他留下了遺令,告誡子孫不準崇佛敬道,不準為他厚葬。

  姚崇作為封建社會地主階級的政治家,在推進社會進步中之所以能起到一定的作用,與當時向上的社會氣氛有關,與唐太宗時期魏征等正直清廉的官吏的影響有關,與唐玄宗前期識賢任賢有關,更與他自己的為政思想有關。《十事要說》敏銳、準確、及時地提出了治國綱領。《五誡》既是他自身品格的表露,又是他吏治思想的集中體現。

  姚崇一生為政,言行一致,以身作則,為人師表,深得玄宗和大臣們的推許,也影響了後代。元和十四年(819年),唐憲宗問宰相:“玄宗之政,先理而後亂,何也?”崔群回答說:玄宗用姚崇、宋璟則理,用李林甫、楊國忠則亂,“故用人得失,所系非輕”,對姚崇和宋璟的為政還念念不忘。

  (作者為吉林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沈文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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