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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解藥”:清代瘟疫中的醫方流傳

时间:2020年02月24日 15:07  稿件来源:澎湃新聞


資料圖。圖源:澎湃新聞

  近期,新型冠狀病毒引發的肺炎疫情受到全社會廣泛關註,隨著疫情的擴展,在社會各界的廣泛參與下,各類疫病知識、疫情防控知識甚至日常保健知識在短時間內集中湧現出來,以語言、文字、圖畫、視頻等形式,通過醫療衛生機構、社會救濟和慈善機構、網絡、電視台、手機、廣播、宣傳單等多種渠道進入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中。如果說人們每天關註疫情動態,努力“圍剿”或“躲避”病毒,阻斷病毒傳播是疫情應對的“表”,那麽人們對相關知識的學習、爭論、批評、傳播、接受、揚棄、實踐等活動則構成了疫情應對的“里”。

佚名:《瘟疫簡易奇方》,清同治七年(1868)刻本
佚名:《瘟疫簡易奇方》,清同治七年(1868)刻本

  事實上,放眼人類與瘟疫的鬥爭史,每一次瘟疫的爆發,每一次疫情的防控,都伴隨著很多瘟疫知識的產生、傳播、應用、討論,而這些知識本身的性質、產生的機制、傳播的方式和應用的範圍與程度則共同影響甚至決定著疫情防控的效果,也表征著人類究竟能夠動用哪些資源用來抗擊瘟疫,究竟能夠從瘟疫流行與抗爭過程中獲得哪些經驗和教訓,以及究竟能夠為應對未來可能出現的瘟疫做好哪些準備。

  清代是歷史上瘟疫最為頻繁的朝代之一,從社會治理和慈善救濟的角度來看,當時在眾多疫情期間,除了一般性的隔離、檢疫、創建專門性的傳染病救助機構、施醫舍藥等措施之外,另一種參與者多、出現頻次高、頗有特色的活動,要屬眾多專業人士和非專業人士都在從事的醫學知識建構和傳實踐——搜集、整理瘟疫醫方,編撰、刊印、傳播、參閱瘟疫方書(廣義而言,任何對身體或疾病進行幹預的行為與方式都可稱為“醫方”,其最突出的表現形式就是一個個指導人們根據病癥配藥、制藥、服藥的藥方)。此類活動究竟是如何開展的,起到何種作用,對我們當今認識和應對疫情又有何啟示呢?

  一

  縱觀清代瘟疫史,在大多數疫情期間,中央政府雖不時會采取一些防控和救療措施,但始終沒有建立起較為完善的制度化、常規化、系統化的應對機制,正因如此,地方政府的作為也相對有限,而各地的各種社會力量扮演著中堅角色,他們依靠自己的力量自主抵禦瘟疫是歷史的常態。這種“小政府—大社會”的特點也顯著體現在搜集、整理瘟疫醫方,以及編撰、刊印和傳播瘟疫方書事務上。查閱《中國醫籍通考》、《中國醫籍續考》、《中國中醫古籍總目》等醫籍目錄中的數百種瘟疫方書及其不同版本可知,清代中央政府極少組織編撰和刊印瘟疫方書,地方政府、官辦圖書出版機構、官辦或官督民辦或民辦的醫療救助機構、各類民間慈善組織、會館、書坊、書局、善人、官員、士大夫、醫生等,是此類活動的熱心倡導者、支持者和實踐者,其中,士紳和醫生兩大群體最為活躍。不過,這些機構、組織、團體、個人在開展此類活動時,基本是相互獨立的,沒有統一的指導、規範和標準,當疫情出現後,他們都在通過各種方式將相關知識整合起來並加以擴散。這種局面給社會力量發揮自身的積極主動性和創造性提供了足夠的空間,他們以較低的成本和靈活多樣的方式編輯出版了各具特色的瘟疫方書,但也存在組織化水平低、協同性不夠、規範性不足的弊端,致使方書的同質化現象較為嚴重,帶來了資源的不必要浪費。

  從實際出版活動來看,地方政府、官辦書局、官辦醫療救助機構等代表官方立場的機構出版的瘟疫方書的數量相對有限(據筆者初步統計,整個清代地方官辦機構出版的瘟疫方書總數不超過20種),且基本只出版名人名著。這一點在官方出版的應對天花的痘疹類方書和應對呼吸道傳染病的喉科方書中表現得較為明顯。天花是一種烈性傳染病,傳染性極強。清代,天花肆虐,上自帝王,下至平民百姓都難免受到它的侵襲,甚至在某些時候會出現談痘色變的局面。嘉慶以前,中國防治天花的主要方法是接種人痘,而從嘉慶初年西方牛痘法傳入中國以後,憑借其多方面的優勢,很快得到不少地方政府和官員的認可與推廣。最早介紹接種牛痘法的方書《引痘略》(一卷,出版於1817年),在光緒年間很多地方得到官方出版機構的刊印和推廣。晚清的天花防疫實踐表明,《引痘略》中的療法其實也有一些不完善的地方,並非放之四海而皆準,而從嘉慶時期到清末有不少新出的方書根據各地實際情況補充完善了《引痘略》,但這些方書似乎並未得到官方的重視。

  與此有所不同的是,民間慈善救濟組織、士紳、百姓以至不少醫生編撰、刊印和傳播的瘟疫方書並不限於少量名人名著,而是多種多樣,且數量遠超過官方機構出版的方書。甚至可以說,在疫情嚴峻或病人病危的情況下,凡是有可能預防感染和治療疫病的醫方都可能被挖掘出來加以擴散,哪怕是貼符念咒,以及通過祈禳或求神儀式獲得的“乩方”、“仙方”。像在靠近或接觸感染者時往鼻孔中塗抹麻油可以避免被傳染的說法,自從杭州醫家趙學敏收錄在其編輯的方書《串雅外編》(成書於1759年,收錄了大量民間走方醫經常使用的療法)以後,就不時被人提起或加以改造,以至廣傳於坊間。

  二

  當然,無論是官方認可或推廣的醫方,還是民間流傳的醫方,其效果都不可一概而論。名人名方的可信度雖高,但並不一定能夠保證任何時候都百分之百有效。乾隆五十八年(1797年),北京發生瘟疫,人們參考晚明時期著名醫學家張景嶽和吳又可的作品,使用他們曾經用過的醫方進行治療,但是效果並不好。而從安徽桐城來的一個醫者用重劑石膏將官員馮應榴的小妾治好了,消息傳開,很多人開始用此醫方,效果很好。大家對此都很不解,大學士紀曉嵐也感嘆“不知何以取效如此”。不僅如此,民間流傳的各類醫方以至所謂的“驗方”、“偏方”等,常常受到精英階層特別是正規醫生的懷疑和批判,但在歷史上,其實不少醫方在救治疫病中也具有顯著效果,能夠起到防疫的作用。江蘇常熟有一位名叫陳坤培的喉科名醫,他的醫方很有效,但他不輕易外傳這些醫方。後來,他的女婿嚴幼巖得到了他收藏的方書,而嚴幼巖的鄰居、曾做過刺史佐官的俞養浩有幸看到了此書。原來,該書的作者名叫楊龍九,少有人知。俞氏說該書“帙如掌,蠶眠細字,紙斷爛”,開本小,字體小,還有些破爛,而校訂過此書的王景華說“其文義舛謬,方名怪特,一似鈴醫所為”,也就是書中有不少錯亂,醫方名稱也很怪異,像是民間走方醫的作品。1901年至1902年,蘇州及其周邊地區爆發喉疫,形勢嚴峻,俞氏參照此書中的醫方制藥救人,結果“輒驗”。於是,他請來兩人校訂此書,並在他人資助下將該書重新出版,加以推廣。

  從知識來源看,大多數在疫情期間新出版的瘟疫方書中的醫方大致有四種來源:古今醫書,家傳醫方、民間口耳相傳的醫療經驗和新創醫方。對疫情防控而言,前三種都屬於已有的醫療資源,第四種所謂的“新創”也並非顛覆式革命,而是一種“繼承式創新”。一般來講,當瘟疫爆發,人們的第一反應就是發掘以往有效的醫方來治療疫病。不過,無論是專業人士,還是非專業人士,在參考使用一些醫方或方書時,都會不同程度地產生“路徑依賴”問題,即有意或無意地拘泥於一些他們認為“標準化”、“通用”的醫方,對不同的或新的病癥的敏感度不足。比如,晚清時期,湖南瀏陽醫家張紹修以擅長治療喉疫(急性呼吸道傳染病)而聞名,他編撰的方書《時疫白喉捷要》流傳頗廣。許多人(包括醫生和患者)記住並在親友中傳播書中的一些醫方,在喉疫爆發時遵照這些醫方進行預防和治療,但很多人服用後並沒有好轉甚至導致病情加重,因為大家一開始沒有意識到,爛喉痧(西醫稱為猩紅熱)和白喉雖都是喉疫,但它們具有十分相似的癥狀,而張氏的醫方是專門治療白喉的,且偏重使用寒涼藥物,對其他喉科疫病特別是爛喉痧並不一定有效。

  “繼承式創新”,主要是指面對新型疫病或新的疫病癥狀,人們在原有醫方基礎上加減藥味、份量等,從而形成新的醫方,這是當時較為普遍的應對方法。晚清時期,湖北地區瘟疫流行,許多醫生根據病人“先痢後吐,厥逆轉筋”的癥狀,認為這是霍亂,因而用苦寒類、芳香類的藥物治療,或者用針刺療法治療,但是,這些方法都未取得顯著的效果。湖北漢川一位懂得醫學的士紳田宗漢認為“先痢後吐”並非霍亂的典型癥狀,他主張用治療伏陰的方法應對疫病。他仿照散見於《傷寒論》、《金貴要略》中的一些醫方,加以損益,經過多次試驗,果然有效。於是,他將這些醫方編入自己曾經的《醫寄》一書中。到了光緒十四年(1888年),廣東、福建、江蘇、浙江、湖北、湖南相繼發生瘟疫,大多數醫生還是用治療霍亂的方法應對疫病,結果都沒有療效,而田宗漢用自己悟得的方法治療病人,結果“全活無算”,當地的縉紳鄉耆見狀紛紛捐資,希望田氏將自己的方書出版,推廣這種療法。

  

  為了爭取時間,擴大傳播範圍,增強傳播效果,方書編撰、出版和傳播者一般都會對搜集整理好的醫方進行再加工,使其形成專門化、簡易化、通俗化、大眾化的方書。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方式:1)盡可能地將散落在不同醫書中的同一類型或相同性質或相近功效的醫方及其相關知識編排在一起,並重點收錄適合大眾實際使用的醫方,便於人們參閱、比較和選擇,清代許多瘟疫方書在編撰過程中遵循的都是這種模式;2)將醫方詩歌化或在方書中加入圖像,便於人們記憶、理解和傳播;3)將方書小型化、手冊化、指南化,便於人們閱讀、吸收和攜帶。這些行動無疑十分有助於疫病知識的普及,隨著人們日漸頻繁地接觸、了解和利用這些方書,疾病、身體、藥物甚至方劑配伍等知識就有可能潛移默化地轉變為讀者知識儲備中的一部分,進而從整體上提升個體自主抵禦疫病風險的能力,但也可能存在疊床架屋、內容蕪雜、詳略失當、專業化與通俗化兼顧不好等問題,致使民間流傳著“千方易得,一效難求”的諺語。

  對防控瘟疫而言,瘟疫方書是一種重要的醫療資源。從宏觀層面看,疫情期間大量瘟疫醫方的整理、傳播以及瘟疫方書的出版、流通,增加了醫療資源的供應,擴大了救助面,有助於推動醫療資源的社會化,給許多非專業人士在疫情防控中發揮實實在在的作用提供了可能。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河南太守施誠刊刻了《軒轅逸典》一書,該書作者不明,主要收錄的是天花的治療方法。揚州人劉耀奎的叔父從書肆中買到了該書的抄本,讀完之後非常珍視此書。不久,劉氏家里一個仆人的兩個嬰兒染上天花,“一時業是科而名藉甚者皆弗治”,無奈之下,劉耀奎的叔父“為之按證求方,依方施治”,最終治愈了他們。

  在某些優質醫療資源缺乏的地區,面對形勢嚴峻的疫情,此類活動也給非專業人士發揮自身優勢創造了條件,他們往往能夠通過自己的努力給大家提供更加簡明可靠的知識,甚至可以彌補專業人士的不足。晚清“素不習醫,亦不知醫”的山東莒縣士紳周興南針對喉疫盛行時期當地醫生束手無策的情況,將《重樓玉鑰》和《白喉治法忌表抉微》等專書中的重點內容輯為一編,取名《知非齋咽喉集方》,供當地人參考使用。

  再者,它們的廣泛流傳也推動了有限的和優質的醫療資源的整合及其跨地域流動與配置,在一定程度上能夠解決醫療資源不足且分布不平衡的社會問題,及時將有效的醫方用於疫區的疫情防控事務中。晚清時期,喉疫首先在南方地區興起、蔓延,後來傳入西北地區。光緒二年(1876年),青海湟中一帶爆發喉疫,曾在南方跟隨喉科名醫張紹修學習過的黃炳乾正好前不久來到湟中遊幕,於是他將張紹修所著《時疫白喉捷要》中的一些醫方,以及他自己搜集的秘方和針灸療法口授給了當地的士紳,他們“照方醫治”,結果“應手輒效”。三年後,他在甘肅武威縣整理出版了一本方書, 取名《時疫白喉捷要合編》,將治療白喉的醫方文本化,使其在西北地區傳播開來。

  從微觀層面看,清代中期以來,大量簡易、通俗、實用的方書得到出版,包括瘟疫醫方在內的醫方知識逐漸滲入了社會大眾的日常生活中,站在讀者的立場來看這些醫方或方書的話,那麽情況就更加復雜多樣。不可否認,很多人都受益於這些醫方或方書的廣泛流傳,在染上疫病後依靠它們治愈了疾病,挽救了生命。順治年間,正在湖北地區領兵打仗的官員李文煌忽然收到家人的信,說有好幾個兒孫染上了天花,幸運的是,家人通過參考一本痘疹方書,讓兒孫們渡過了難關。後來,李文煌參考其他痘疹方書,采輯了一些名家論說和良方,附入此書中,編成一本新的方書《建松堂簡易痘疹良方》,並很快將其出版。道光年間,廣東海豐縣負責教育事務的官員李敷榮將自己所編《痘科救劫論》送給了一位張姓官員。後來,這位官員的兒子張式谷“為子女生痘計,嘗取是編反復玩味”,並在鄰里家的孩子染上天花時也依照此書進行救治,先後成功治愈了不少小孩。

  有的人甚至養成了每次出遠門時隨身攜帶瘟疫醫方或方書的習慣。清初,浙江紹興醫家倪涵初在治療傳染病痢疾和瘧疾方面頗有心得,所編方書《經驗痢瘧良方》很受人們歡迎。生活在晚清時期的徽州讀書人程樂生,“應郡省試,必攜之去”。光緒十九年(1893年),程氏在考場中忽然患了痢疾,一天腹瀉數十次,幾乎無法完成考試,他急忙按照隨身攜帶的藥方服藥,沒想到很快便見到了效果。考試完回家後,他還捐資重刻了此書。

  不過,瘟疫醫方或方書在民間的廣泛流傳,有時非但不會帶來好處,反而可能給讀者或病患平添煩惱。一方面,社會上流傳的瘟疫醫方和方書眾多,但它們的質量參差不齊,內容各有側重,當瘟疫知識爆炸式地湧入眼簾,使得很多人不知該如何鑒別選擇,也難以消化吸收,因而感到無所適從,進退兩難。另一方面,文本知識的相對固定和醫生臨床診療的多變,方書的“無聲”和醫生的“有聲”等諸多情形也時刻影響著人們的決策,使讀者在選擇相信方書還是醫生之間常常猶疑不決甚至自相矛盾。比如,方書雖然一般會明確地告訴讀者什麽癥狀對應用什麽醫方,但由於不少疾病的癥狀有很多相似之處,所以究竟該如何辨別和對癥下藥,讀者往往拿捏不準。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一次,著名理學家李棠階的侄子發燒了,李棠階依據清初安徽休寧醫家汪昂所著《醫方集解》一書,判定侄子染上了瘧疾。第二天,他又查閱方書,想遵照書中的醫方用藥,但最終“恐有別因,仍往延醫”。有些讀者草率地按照方書中的醫方用藥,結果被誤診誤治,以致有人發出“誤於書,非誤於醫也,非誤於書,實誤於書中之神方也”的感嘆。

  

  從2003年“非典”期間板藍根搶購熱潮之後各界圍繞板藍根的性質、功效、功能主治、用法等展開的討論,到近期爆發的新型肺炎期間雙黃連口服液搶購熱潮之後各界圍繞雙黃連的構成、抗病毒作用等展開的評議,以及專業人士對“抑制”與“防治”之間區別的科普,都是人群、醫方知識與社會文化交融互動的典型案例。這樣的討論、評議和科普雖然在短時間內便終止了,它們對人們潛移默化的影響才剛剛開始。

  一段歷史的結束,意味著另一段歷史的開始,每一段歷史的意義往往是跨越時空的,並不會轉瞬即逝。回顧清代瘟疫史,各種瘟疫時起時落,但人們對瘟疫知識的學習、討論、傳播、實踐從未中斷,搜集、整理瘟疫醫方,編撰、刊印和傳播瘟疫方書實際上構成了疫情防控的一個組成部分。此類實踐從整體上表明,疫情防控從不是單一的醫學活動,更不是醫務人員的專利,而是一種包含復雜知識建構與傳播活動的社會行動。

  盡管瘟疫方書本身有質量高低之別,有有效與無效之分,瘟疫方書的廣泛流傳對疫情防控既有積極作用,也有些許弊端,人們對瘟疫方書的利用也基本一直徘徊在信任與懷疑之間,但是,或許正是人們在面對瘟疫時不斷平衡利與弊、信與疑之關系的過程中,各類瘟疫醫方和方書才得以湧現。專業人士之外的社會大眾持續在此類活動中發揮作用的史實則進一步表明,盡管醫學的專業化在不斷推進,醫學的“疆界”越來越廣,但是優質的醫療資源相對有限且分布不平衡與人們對身心健康的永恒追求之間的矛盾,一直在推動著非專業人士去發掘、獲取、討論、批評、接受、傳播、應用甚至創造瘟疫知識。可以預見,只要存在病痛,只要存在祛除病痛、預防疾病、促進健康的需求和希望,這一矛盾就會推動專業人士和非專業人士、精英和大眾都參與到包括瘟疫知識在內的醫學知識的生產和再生產過程中。

  所以,面對肆虐的瘟疫和鋪天蓋地的瘟疫知識,中央與地方,政府與社會力量,專業人士與非專業人士應增進互信,加強協作,建立聯動機制,各自發揮自身的比較優勢,整合古今中外優質和有效的資源,通過較為統一的行動、權威的渠道和多種多樣的形式及時定向地給人們以指導,避免出現各自為政,言人人殊的局面;而我們每個個體則應保持清醒的頭腦,既要避免囫圇吞棗,又要避免全盤否定,綜合各種資源,努力增長專業知識,提高判斷和鑒別各類信息的能力才是關鍵。

  作者為劉希洋(中國海洋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所講師)

【編輯:马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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