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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為何能成為“孔門第一人”?孔子這樣說

时间:2019年11月19日 17:45  稿件来源:北京日報


資料圖。圖源:北京日報

  《論語·雍也》篇共計三十章,其中前十六章上接《公冶長》篇,依然是借人物品題表達孔子本人的道德追求與價值取向;後十四篇討論“中庸”“文質”“仁知”“仁之方”等重要命題,通觀全篇,其頭緒雖似紛繁,但是其主線依然是十分清晰的,“以‘為仁’之‘道’為一以貫之的義理線索。”(黃克劍《論語解讀》)可謂草蛇灰線,形散而神不散。

  前十六章中的人物品題,其主要對象多為孔門弟子。孔子對他們的評價有高有低,其標準就是看他們是否能恪守儒家的要義,以“仁”為自己的修身處事之本。能“踐行”或“近仁”的,孔子就予以表揚、予以鼓勵,評價就高;反之,孔子就予以批評、予以貶斥,評價就相對較低。

  眾所周知,孔子最喜歡、最寄予希望的學生無疑是顏淵。顏淵的生存狀況是很惡劣的,既沒有像子貢這樣發財致富,也不曾像冉求這樣為官作宰,甚至連維持自己的生計,都存在著不小的問題,“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

  然而,在孔子看來,顏淵才是弟子中最有“仁者氣象”的人,是真正的“賢者”:“賢哉,回也!”因為顏淵對“仁”的踐行是始終不懈的,他的道德境界,是孔門其他弟子所無法企及的:“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余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更為難能可貴的是,顏淵的“求仁致仁”,是出於自覺的主動,而非功利性的被動,這中間,不摻雜任何其他的動機,沒有絲毫的猶豫和仿徨。真正是發乎內心的皈依,“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

  一個“樂”字,猶如詩眼,畫龍點睛道出了顏淵之所以超邁群倫,成為孔門第一人的奧妙之所在。孔子指出:“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仁”的理想是偉大而崇高的,然而“仁”的實現卻是艱巨而坎坷的。如果沒有真正認同與皈依的襟懷,不能真正做到以苦為樂,樂在其中,那麽即使勉強去做,也勢必無法持之以恒,會把它看成是一種負擔,一種累贅,一種磨難。

  唯有像顏淵這樣下意識將“求仁”當作自己生命中的一部分,毫無障礙地以此為“樂”,才能夠安貧樂道,安之若素,完成精神上真正的超越,“受天下之垢”,好學不倦,“不遷怒,不貳過”,在世人面前展現自己完美的人格。

  由此可見,孔子在本篇中評論自己的弟子顏淵,其實是拿顏淵為具體例子,形象地向他的弟子以及所有世人描述了何謂“仁”,何謂“仁者”!這種典範的意義,這種楷模的標尺,是無可替代的。

  正是因為“近仁”“求仁”為人生的終極目標,孔子在篇中明確提出了要為“君子儒”,不為“小人儒”的重要命題。有知識不困難,有一端之長也有可能,如子路“由也果”,子貢“賜也達”,冉求“求也藝”,但是,這並不是真正進入“仁”的境界。

  換言之,只有“仁”,才能使一個讀書人成為“君子儒”,反之,即使是“器”,甚至像子貢這樣屬於“瑚璉”級的“大器”,也有可能淪喪為“小人儒”。為此,孔子諄諄告誡子夏(包括其他弟子在內)說:“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

  孔子這個告誡,在今天看來,依然不乏重要的警示意義。隨著教育的普及,人們接觸與擁有知識的機會大大增多了,然而,“有金錢無知識,有知識無文化,有文化無品位,有品位無境界”的現象同樣比比皆是,不一而足。一些人擁有知識,但是,並不緣此而自然成為“知識分子”。

  因為,在他們身上,並沒有起碼的社會責任感,更缺乏自覺的人文關懷,所謂“知識”,僅僅是他們的謀生工具,他們所缺乏的,是讀書人應有的擔當精神與人文關懷,他們沒有道義的追求,沒有正義的立場,對社會的進步,未能盡自己的努力,對弱勢的群體,未能寄自己的同情。

  等而下之者,更是將自己束縛在利益集團的戰車上,狐假虎威,為虎作倀。無怪乎,一些專家被人們譏為“磚家”,而一些教授則讓人戲謔稱為“叫獸”。這問題就出在他們甘為“小人儒”,而絲毫沒有意願修養道德、完善人格以爭取成為“君子儒”。應該說這是讀書人的異化,孔子當年所憂慮的讀書人的人格分裂、知識精英的道德墮落,在今天的現實中依然存在。這是知識群體的悲哀,更是國家民族的恥辱。

  值得欽佩的是,孔子雖然對儒者的分野有深切的憂慮,對“小人儒”的滋生與蔓延有心理上的準備。但是,從本質上講,孔子對“君子儒”的造就依舊抱有樂觀的期待,對政治、倫理合理秩序的重構依舊懷有充分的信心,能夠認準目標,鍥而不舍,孜孜以求,即所謂“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孔子之所以仍有期待,仍有信心,是因為在他看來,“為仁”之“道”雖有困難,但並非不可克服。克服的途徑,一是以高尚的文化來充實自己,以合宜的禮制來規範自己,“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二是從自身做起,從細節做起,“能近取譬”,推己而及人,博施而愛眾,“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三是使知識與仁德得到有機的統一,做到水乳交融,渾然一體,共生互補,相得益彰,主體(仁)要堅實鞏固,工具(知)要銳利合用,“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四是方法與手段得體而恰當。這個正確的方法與手段,就是以“中庸之道”觀察問題,把握問題,解決問題,凡事把握一個“度”字,既不過分,也不誇張,正確定位,穩妥應對,“極高明而道中庸”。

  上述幾點之中,“中庸”的辯證思維與合理把握乃是最為重要的,它具有普遍的哲學方法論意義。具體地說,“中庸”的核心涵義是拿捏與把握好“度”,做到“無過無不及”,既不要做得不夠,也不要做得過分,尋找事物的最佳平衡點。這包括形式與內容要做到有機的統一,“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天人關系要能夠合理協調與平衡,既不否定天意與鬼神的存在,又倡導以人事為主,“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行為與心態要致力於和諧圓融、渾然一體,“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此為孔子弟子仲弓所言,但為孔子本人所高度認同)總而言之,一切要把握一個合適的“度”,拿捏分寸,恰到好處,收放自如,見好就收,從而在踐行“為仁之道”上取得最佳的效果。

  當然,“度”的拿捏與把握是最不容易的,凡事愛走極端,思維流於偏激,是社會生活中的常態,這就更加反襯出“中庸”的難能可貴:“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孔子有這樣的認識,表明了他在“為仁之道”的追求中,固然立場堅定不移,心態積極樂觀,然而,其認識又是清醒的,其思維又是辯證的。這是孔子的卓越處,更是孔子的深刻處。

【編輯:马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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