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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顏色 半個世紀美國住房政策如何制造著“種族隔離”

时间:2019年10月24日 16:37  稿件来源:澎湃新聞


 20世紀70年代初,類似聖路易斯的布魯特-伊果這樣的塔樓式公房被拆毀,這些樓房所在地點進行重建,而居民則被迫搬入其他種族隔離社區。

  理查德·羅斯坦(Richard Rothstein),美國歷史學家、學者,美國經濟政策研究所副研究員、全美有色人種協進會法律辯護基金會瑟古德·馬歇爾研究所名譽高級研究員、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法學院哈斯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曾於1999-2002年間擔任《紐約時報》國民教育專欄作家。

  羅斯坦的學術研究重點是美國住房政策和教育領域的種族隔離史,曾廣泛發表以種族平等和教育為主題的演講。已出版《我們曾走之路:美國學生成績的假與真》《階級與學校:以社會、經濟和教育改革縮小“黑”“白”學生之成績差距》《評分制教育:取得問責權》等多部著作,近作《法律的顏色:一段被遺忘的美國政府種族隔離史》於2017年入圍美國國家圖書獎非虛構類長名單,最新由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譯介出版,本文系書中第十一章“向前看,向後看”,解釋了美國政府在住房方面的一系列政策及其與種族隔離狀況多兩方面的影響。

《法律的顏色:一段被遺忘的美國政府種族隔離史》,[美]理查德·羅斯坦 著,王誌欣 譯,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9年9月。
《法律的顏色:一段被遺忘的美國政府種族隔離史》,[美]理查德·羅斯坦 著,王誌欣 譯,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9年9月。
1947 年,聖路易斯。為了建造大拱門(Gateway Arch),該市拆除了市區的一個非裔美國人社區,將居民遷至弗格森這樣的新建黑人區。
1947 年,聖路易斯。為了建造大拱門(Gateway Arch),該市拆除了市區的一個非裔美國人社區,將居民遷至弗格森這樣的新建黑人區。

  1957年到1968年間,國會通過種種民權法規,禁止在公共設施、公共交通、選舉與就業中將非裔美國人視為二等公民。這些法規並非沒有遇到阻撓,但仍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終結住房方面的種族隔離則要復雜得多。禁止選舉中與餐館裏的歧視主要需要約束未來的行為,而結束住房方面“法律上的”種族隔離則要求去除過去一些做法的影響,但這些影響看起來似乎無法逆轉。

  肯尼迪總統1962年的行政命令試圖終止聯邦機構對居住種族隔離的資助。1966年,林登· 約翰遜總統推動國會通過一項住宅歧視法案,遭遇了罕見的立法失敗,參議院否決了他的提案。兩年後,民權倡導人士再度做出努力,這次參議院以極其微弱的優勢勉強通過了《公平住房法》,禁止房屋出售和出租中的私人種族歧視;此後不久,1968年4月,小馬丁·路德·金遇刺,此後群情激憤,眾議院迫於壓力通過了該法案。這是1883年最高法院駁回住房歧視禁令之後,政府第一次支持非裔美國人有權利居住在他們喜歡並有能力負擔的任何地方。

  這項法案已經存在了半個世紀之久。我們可能會覺得50年的時間相當長,已經足以消除政府推廣、支持種族隔離所造成的影響。但是,昨天的公共政策仍在打造今天的種族格局。

  其他方面的民權法也有功虧一簣的情況,失敗均發生在落實和執行層面,並不在概念層面。這些民權法的設計簡單明了。如果允許非裔美國人參與自由選舉,他們的政治權利就和其他人沒有區別。如果禁止招聘中的歧視,非裔美國人可能需要幾年才能擁有堪與白人相比的資歷,但是一旦他們有了這種資歷,他們在工作場合就不再處於低人一等的位置。只要我們禁止賓館、飯店實行種族歧視政策,無論顧客來自哪個種族,他們都能享受服務。同樣,如果公共汽車和火車上消除了種族隔離,第二天黑人和白人旅客就可以在任何一個空位上就座。過去不會有結構性的遺留——我們還可以用同樣的公共汽車、同樣的火車,也不需要龐大的社會工程來完成從種族隔離到種族融合的轉化。

  終結學校的種族隔離就要難得多,但該怎麽去做非常明確:學區可以重新劃定就學範圍,這樣兩個種族的孩子都可以就讀於其所在社區的學校,學區還可以升級非裔美國人就讀的教學質量較低的學校,讓這些學校擁有同等設施。當然,1954 年最高法院命令取消獨立的黑人和白人學校系統之後引發了大範圍的抗議,但大體來講,多數地區取消學校的種族隔離並不難。而且,即便從政治角度來講,第二天就實現這一目標有一定困難,需要的時間也不過是數年,而非數十年。去除學校的種族隔離不同於去除住房中的種族隔離,不需要清除上幾代人曾經受到的歧視,只要在未來的日子裏實行種族融合就可以。

  結果,我們發現,今天學校的種族隔離狀況比40年前更為嚴重,但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學校所在社區的種族隔離已經過於嚴重。1970年,非裔美國人就讀的學校中通常有32%的白人學生。到了2010年,這一數據降至29%。正是因為社區的種族隔離,在紐約和伊利諾伊等州,非裔美國人學生在學校面臨的隔離更甚於其他地方。用校車接送學生幾乎是創建種族融合學校的唯一途徑,不僅南方如此,全國上下均如是,因為和另一種族的同齡人住得比較近的孩子太少了,其他方法都不可能奏效。如果住房隔離不是那麽普遍,去除學校的種族隔離應該能取得更大的成功。

  現在我們有了《公平住房法》,允許非裔美國人重新在白人的近郊住宅區安家。但是,我們不能期望它像其他民權法一樣,可以帶來那麽多的改變。從城裏的聚居區搬到近郊住宅區,其困難程度遠非登記參加選舉、申請一份工作、在公交車上換個位子、在某家餐館坐下用餐,甚至去某個社區學校就讀可比。

  居住隔離的影響很難消除,究其原因,有以下幾個方面:

  父輩的經濟地位往往會在下一代身上重現,因此,一旦政府不讓非裔美國人完全參與到20 世紀中期的自由勞動力市場當中去,對很多人來說,收入受到抑制的情形就將延續幾代。

  過去這些年裏,白人工人階級和中產階級住房大幅升值,造成了白人和黑人之間巨大的財富差異,也對種族性居住模式的永久持續有一定影響。因為父母可以把財產贈予子女,種族間一代代傳遞下來的財富差異甚至更甚於收入差異。

  我們想消除居住種族隔離,已經等待得太久。當勞動力市場的歧視充分消退,大量非裔美國人可以進入中產階級的時候,內城黑人社區之外的住房已經不是工人階級或下層中產階級家庭所能負擔的了。

  種族隔離一旦形成,看似在種族問題上保持中立的政策就會加劇這一局面,使得補救越發困難。可能最致命的就是聯邦稅法中的抵押貸款利息扣除,此舉加大了面向高收入的近郊區業主的補貼,但沒有給租房者提供相應的賦稅優惠。因為“法律上的”種族隔離政策確保白人成為業主、黑人成為租客的可能性更大,盡管稅法號稱並沒有種族性條款,但仍對造成非裔美國人和白人的不平等起了一定作用。

  當代的聯邦、州和地方性工程非但沒有消除種族隔離,反而起了加劇的作用。聯邦政府為低收入家庭提供的住房補貼主要用來支撐這些家庭在經濟機會微乎其微的少數族裔聚居區而不是種族融合社區中租住公寓。同樣,建設低收入住宅的開發商把聯邦稅收抵免主要用於在已經實行種族隔離的社區建造公寓。甚至在政府停止明文推廣種族隔離已達半個世紀之久的今天,暗中推行種族隔離的行為仍在繼續,導致每年的補救行為都比上一年更難實施。

  

  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到1973年前後,所有工人階級和中產階級美國人的實際工資和家庭收入都在快速增長,幾乎翻了一番。但是,非裔美國人卻是在這一時期即將結束的時候才迎來了工資的最大增長。20世紀60年代,他們與白人工人的收入差距略有縮小。非裔美國人門衛的收入和白人生產工人的收入同步增長,兩者之間的工資差距並沒有明顯縮小,不過,以前只可能被雇為門衛的非裔美國人中,有一部分人受雇成為生產工人,並且他們逐步向技術行業中更高的工種邁進,至少在加入了工會的行業中是這樣。但是,大部分高收入藍領職業領域,如建築業,仍把非裔美國人排除在外。在大多數政府職位(如教師,聯邦、州和地方政府公務員)中,非裔美國人的情況都有了改善,但並非所有職位皆是如此:例如,地方衛生部門會聘用他們,但消防部門很少會雇用非裔美國人。總體來說,直到20世紀60年代,非裔美國人的收入才有了起色,但此時郊區化進程已經基本結束。

  從1973年到現在,不同膚色、不同種族的工人階級和中產階級美國人的實際工資大都處於停滯狀態。那些只接受過高中教育的人的實際收入有所下降,可能部分接受過大學教育的也一樣,因為有些人本來在加入了工會的工廠中工作,但下崗後在服務行業就業,這些行業沒有工會,也就意味著工資會低很多。

  無論膚色,所有美國人的工資增長都處於停滯狀態,正當此時,獨戶住房的價格開始暴漲。從1973年到1980年,非裔美國人工資的中位數下降1%,而美國的平均房價上漲了43%。在接下來的10年間,非裔工人的工資又下降了1%,而平均房價則再次上漲8%。

  最後聯邦政府終於決定允許非裔美國人進入近郊區,但此時,成為一個融合民族的機會之窗已基本關閉。例如,1948年,萊維敦的住房售價為8 000美元,或者,換算成今天的價格,大約是7.5萬美元。現在,未經大規模改建的萊維敦住宅(也就是說,只有一間浴室的房子)售價為35萬美金及以上。1948年買下這些住房的工人階級白人家庭,在經過三代之後,積累了20多萬美元的財富。

  大多數非裔美國人沒有機會購買萊維敦的住房,也沒有機會購買全美範圍內與之相似的成千上萬個小區的住房,他們一直租房住,而且往往租的是貧困社區的住房,沒有積累任何產權。也有一些人購買住房,住進了條件不那麽好的小區。文斯·梅裏戴就是曾經參與建設萊維敦卻沒有資格住在該地的那位先生,他在附近一個幾乎為純黑人的近郊住宅區湖景街買了房子。直到今天,湖景街的黑人仍占總人口的74%。他的親戚們說不準他在1948 年買下湖景街住宅的時候到底付了多少錢,但是萊維敦的房價是當時最便宜、最劃算的,因此他付的價錢很可能不會低於萊維敦的7.5萬美元。在近郊區購買住房的白人可以得到退伍軍人管理局的抵押貸款,不需要任何首付款,但是文斯·梅裏戴沒有這個待遇,因為他是非裔美國人。他可能需要付20% 左右的首付款,也就是1.5萬美元。

  現在湖景街的單浴室住宅售價在9萬~12萬美元之間。梅裏戴一家在三代之後,通過資產升值最多賺了不過4.5萬美元,大約是萊維敦的白人退伍軍人所獲取財富的20%。更糟糕的是,在2008年之前的房產泡沫中,湖景街這樣的下層中產階級非裔社區正是抵押貸款經紀人瞄準的次級貸款放貸目標,這樣一來,比起經濟情況類似的白人家庭,非裔美國人家庭無法按期繳納月供,從而喪失抵押品贖回權的情況更多。

  70年前,很多工人階級和下層中產階級非裔家庭都買得起總價為大約7.5萬美元(按今天的貨幣來算)、不需要首付款的近郊區獨戶住宅。幾百萬白人都是這麽做的。但是,工人階級和下層中產階級非裔美國人家庭現在卻買不起總價在35萬美元甚至更高、需要20% 即7萬美元首付款的住房。

  1968年的《公平住房法》禁止未來實行種族歧視,但是,在該法案通過之後,將非裔美國人擋在大多數白人近郊住宅區之外的,主要並不是種族歧視(雖然歧視依舊在起作用),而是支付能力的喪失。20世紀40年代末,非裔美國人被剝奪了購房的權利,這是違憲的,要恢復這一權利,並不是通過一部《公平住房法》就能實現的,雖然該法案告訴他們的後代子孫,他們現在也可以在近郊住宅區買房了——只要買得起。聯邦住房管理局和退伍軍人管理局在20世紀40年代和50年代給予下層中產階級白人的好處,已經成了一種永恒的優勢。

  

  勞動力市場在20世紀中期開始清除種族歧視造成的障礙,但這並不能輕易轉化為非裔美國人向上層社會的流動性。對於所有美國人來說,在全國收入分配中從低層上升到中產階級,都不是件容易的事。現實挑戰了我們都抱有的一種幻想:低收入家庭出生的孩子可以憑借勤奮、責任、教育、野心和一點點運氣擺脫其所在的階級。這個錯誤的觀念今天已經沒那麽流行了,因為更多的美國人意識到了我們的社會地位所具有的黏性。

  假設我們把所有美國家庭按照收入從高到低排列起來,然後把它們平均分成5組。在討論流動性時,通常把最富裕的1/5稱作頂層(或第五)5分位,把富裕程度僅次於該組的稱為第四5分位,依此類推。如果我們處於一個機會完全均等的社會(沒有哪個社會真的如此),那些在收入分配中位於底層5分位的父母,他們的孩子成年之後,進入分配圖中各個位置的機會是均等的。換句話說,這些處在底層5分位的孩子們,有1/5的人成年後仍會留在底層5分位中。另外1/5的孩子,其成年後的收入會進入第四5分位,還有1/5可以爬升到中間位置,也就是第三5分位(我們稱之為“中產階級”),還有1/5可以上升到第二5分位,另外的1/5則會登上頂層5分位,享有最高的收入。

  但是,實際來看,美國的流動性不如很多其他的工業化國家。父母的收入處於5分位底層的孩子,他們中有幾乎一半(43%)在成年後仍會陷在底層5分位中。父母處於最低收入5分位的孩子們,只有30%可以進入中間或更高的5分位。

  非裔美國人的流動性則更差。那些父母處於收入五分位底層的,超過一半(53%)成年後仍留在這一層,只有1/4左右(26%)可以進入中間5分位或更高的位置。低收入非裔美國人因為種族隔離而處於不利局面——很少有就業或就學機會可以讓他們出類拔萃,考慮到這一點,他們的流動性並不比其他美國人低多少就頗讓人驚訝了。我能想到的解釋有兩種。一是很多非裔美國人都意識到,他們要成功,得比別人表現得好上兩倍,他們得比一般人工作更努力、更有責任感、更有抱負才能彌補運氣的不足。另一個則是我們的平權運動已經獲得了一定成功。也許兩方面原因各占部分。

  

  現在白人家庭收入的中位數是6萬美元,而黑人家庭收入的中位數則是3.7萬美元,約為白人的60%。妳可能會認為,黑人和白人家庭財產的比例也大體如此。但是,白人家庭財富(資產減去負債)的中位數是13.4萬美元,而黑人家庭財富的中位數大約是1.1萬美元——不足白人的1/10。如此巨大的差異,自然不能全部歸咎於政府的種族性住房政策,但這一政策確實是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

  對於美國的中產階級來說,住房的抵押資產凈值是家庭財富的主要來源。今天的非裔美國人家庭,他們的父輩和祖輩在20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沒有資格參與抵押資產凈值積累的繁榮,現在他們要縮小財富差距,困難重重。和收入一樣,美國財富的流動性也很小。實際上,不同代際財富的流動性甚至比收入的流動性還要小。

  在財富方面機會均等的社會,其運轉方式與收入方面機會均等的社會大同小異。無論妳的父母多麽富有,妳成年之後位於全國財富分配圖不同位置的機會是均等的。但是,如果一個家庭處於最貧困的1/5,這些父母的孩子在成年後約有一半人(41%)仍處於最低的5分位當中。另外有25%會進入次低的財富5分位,這意味著最貧困家庭的孩子中,只有1/3 可以向上層社會移動,進入財富的中間5分位。

  和收入方面的情形一樣,非裔美國人財富的流動性不如白人。那些父母處在財富5分位底層的非裔美國人,只有1/4可以進入財富5分位的中間層。而父母處於財富5分位底層的白人,能夠走到這個位置的比例幾乎是黑人的兩倍(42%)。因為非裔美國人很大程度上受制於政府的種族政策,無法在近郊區擁有獨戶住宅,這個局面並不出人意表。

  白人家庭在必要情況下利用房屋凈值抵押借款的情況更為常見,這使得財富差距尤為顯著。他們可以借款來應對緊急醫療開支,送孩子上大學,退休而不必依賴子女,幫助家庭成員渡過難關,挺過短暫的失業期而不必擔心挨餓受凍。如果沒有這樣的緊急情況來消耗存款或房屋凈值,家庭就可以把財富傳給下一代。

  1989年是有此類數據並且距今最近的一年,這一年,6%的黑人家庭從上一代繼承了一些財富。這些繼承了財產的人平均繼承的額度是4.2萬美元。24%的白人家庭有財富可繼承,這個比例高達黑人的4倍,平均繼承額度則為14.5萬美元。這一年有18%的黑人家庭得到還在世的父母贈予的現金,平均額度為800美元。得到此類饋贈的白人家庭的比例大體相當,但平均額度要高很多,為2 800美元。這也是政府20世紀在住房和收入方面的種族政策造成的。

  

  低收入非裔美國人向上的流動性不如低收入白人,原因之一就是非裔美國人更容易幾代人都陷在貧困社區出不來。帕特裏克·夏基(Patrick Sharkey)是紐約大學的一名社會學家,他分析了種族和社區狀況的數據,在2013年出版的《被困一處》(Stuck in Place)一書中報告了他的研究發現。他對貧困社區的定義是有20% 的家庭收入在貧困線以下。2016 年,對於三口之家來說,貧困線是2.1萬美元,如果一個社區有20%的家庭收入在貧困線以下,那麽很可能還有更多家庭收入只略高於貧困線。盡管政府有官方的貧困線,我們大多數人還是會覺得,如果一個家庭的收入低於該線的兩倍,即三口之家的收入少於4.2萬美元,這個家庭的經濟狀況已經可謂貧困。聯邦政府自己也認為,如果在校學生的家庭收入在貧困線的兩倍左右(185%),那麽學生已然太過貧困,無法在沒有補貼的情況下負擔午餐。這樣的家庭也無法進入中產階級社區——無論是靠積蓄來付首付,還是以市場價格租住公寓。因此,夏基認為這些社區“貧困”是有一定道理的。

  他發現,現在年輕(13~28歲)的非裔美國人住在貧困社區的概率是年輕白人的10多倍——66%的非裔美國人屬於此類情況,相比之下,白人中比例只有6%。他還發現,上一代來自最貧困社區的非裔家庭中,有67%現在仍繼續居住在這樣的社區中。上一代住在最貧困地區的白人家庭中,則只有40%仍居於最貧困社區。

  無論收入水平如何,48%的非裔美國人家庭有至少兩代人曾經在貧困社區居住的經歷,而類似的白人家庭比例僅為7%。對白人來說,如果一個孩子在貧困社區長大,向上流社會移動、走出貧困社區進入中產階級區域是典型路線,但在非裔美國人來說則是非常規的偶然現象。因此,對於非裔美國人來說,社區貧困更可能是持續幾代的現象,而對於白人來說則只是短暫的插曲。

  遭遇社區貧困的後果比自身貧困的後果更為嚴重。在貧困社區中成長起來的孩子,遇不上幾個在學業或職業方面成功的成年人可當作行為榜樣。他們處於暴力之下,由此產生的壓力使他們的能力受損,無法在學校表現良好。就算他們有做暑期工的機會,這樣的機會也很少。他們進入圖書館和書店的機會更少。這樣的社區保健醫師較少,新鮮食物更不容易獲得,空氣中出現汙染物的概率更高,導致因為呼吸道疾病缺課的情況更為嚴重。很多環境窘迫的孩子集中在同一間教室中,使得每個孩子都無法得到獲得成功所必需的特別關註。除了這些之外,還有任何社區的貧困兒童都可能遇到的挑戰——父母失業帶來的動蕩與壓力,由於父母教育程度低下而缺少識字機會,居住環境過於逼仄沒有一角安靜之地可以學習,衛生保健不夠,所有這些都會導致貧困孩子的平均學業表現不佳,因而成年後在工作中獲得成功的也較少。

  當然,有些孩子克服了種種困難。但是,普遍來看,成長於貧困之家的孩子成年後脫離貧困的可能性較小,而成長於貧困社區的貧困之家的孩子機會甚至更少。要打破這一循環,只能靠極為強悍的政策,而且要像當初設立聚居區、造成集中貧困的政策一樣強悍。

  

  因為不同美國人所處的經濟環境和社會環境差異很大,政府的任何計劃都會對不同美國人有不同影響,即使這些計劃表面上看起來對所有人一視同仁。例如,銷售稅對所有人來說都是一樣的,但是,低收入消費者由此承受的負擔要比高收入消費者更重。這一現象用法律術語來說,就是它對不同人群會有“差異性影響”(disparate impact)。在個體所處環境各不相同的社會中,差異性影響是無法避免的,但我們可以盡量減小這一影響——例如,就銷售稅而言,可以對購買食品雜貨實行免稅。

  “法律上的”種族隔離一旦形成,盡管隨後的政策並無種族色彩,其對非裔美國人和白人的影響也會有所不同。《公平住房法》禁止會對非裔美國人產生差異性影響、強化種族隔離的住房計劃,除非這樣的計劃有去除差異性影響則無法達成的正當目的。但是,《公平住房法》並不限制基於已經存在的居住模式進行的其他非住房性計劃可能產生的差異性影響。和構成“法律上的”種族隔離的行為不同,這些計劃不一定意圖傷害非裔美國人(當然有時候確實有這樣的意圖),但是仍然造成了傷害。有好幾個看似“不帶種族色彩”的計劃使非裔美國人進一步陷入劣勢,而這樣的不利局面最初是由帶有種族意識的住房政策造成的。

  除了減免抵押貸款利息之外,還有一項政策表面看起來沒有任何種族色彩,卻造成了歧視性的後果,那就是美國的全國交通系統。我們大力投資公路,把通勤者和他們位於鬧市區的辦公室連接起來,但我們在公共汽車、地鐵和輕軌方面的投資相對較少,而正是這些交通設施讓居住在城區的非裔美國人也可以去近郊區工作,並且可以降低他們與更廣闊的社會的隔絕程度。雖然很多情況下州際公路系統在城區的支線線路設計違反憲法規定,把非裔美國人從白人社區和商業區趕走,但這並非該系統的首要目標,同時,把有限的交通經費投資在公路上而不是用於地鐵和公交車,這對非裔美國人也產生了差異性影響。

  巴爾的摩的交通政策給當地非裔美國人口帶來了不利影響,該市的政策可以說明這個國家所遵循的交通政策是個什麽樣子。40多年來,建設鐵路甚至公路以使非裔美國人社區可以獲得更好機會的提議一次又一次地遭到阻撓,因為資金不足,且建設公路服務郊區居民更為重要。馬裏蘭州在做出交通方面的決定時,並不會公開宣稱其目的是孤立非裔美國人,但確實可能存在著一定的種族性動機。1975年,馬裏蘭州提議建設一條鐵路,將近郊的安妮·阿倫德爾縣(Anne Arundel County)與巴爾的摩市中心區連接起來。郊區的白人居民向他們的政治領袖施加壓力,要求反對該計劃,而領袖也這樣做了。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研究人員發表了一篇評論文章,在結論中指出,居民認為這條鐵路“會讓貧窮的內城黑人得以到近郊區來,偷走居民的電視,然後再回到他們的聚居區”。馬裏蘭州的交通部部長稱,他的部門“不會強制性地把交通路線建在顯然不歡迎它的地區”,卻沒有解釋他要如何平衡“顯然不歡迎它的”白人近郊區的意願和需要這條路線的非裔美國人的意願。

  40年後,情況並沒有什麽改變。2015年,馬裏蘭州長取消了一條通向巴爾的摩西部黑人社區的擬建鐵路,稱這筆經費要用於改善公路。於是,全美有色人種協進會法律保護基金會向美國交通部提出申訴,稱馬裏蘭州將公路建設置於公共交通之上,對非裔美國人有差異性影響。在奧巴馬卸任之時,該案仍在審理中。

  

  政府在住房方面的行為不可能在種族隔離的問題上保持中立。這些行為要麽加劇種族隔離,要麽扭轉種族隔離的局面。如果不是有意扭轉種族隔離,則加劇的可能性更大。目前聯邦政府正在落實兩個大的計劃,來解決貧困或接近貧困的人群所面臨的住房危機,在很多大都會地區,這兩個人群都以非裔美國人為主。雖然本意並非如此,但每個計劃的實施方式都進一步加深了種族隔離。一個就是低收入住房退稅計劃(Low-Income Housing Tax Credit),該計劃對向低收入家庭提供多單元住房的開發商提供補貼。另一個是住房選擇代金券計劃(Housing Choice Vouchers,人們通常稱之為“第八條款”),該計劃對租房的家庭進行租房補貼,這樣他們就可以租住在沒有補貼的情況下負擔不起的房子。

  在退稅計劃中,社區可以否決開發商的提議,中產階級區域的官員從來都是毫不猶豫地這麽做的。很多決策者力勸開發商在已經實行種族隔離的社區進行建設,希望(通常都是徒勞的)他們的工程可以給每況愈下的地區註入新的活力。開發商自己也願意把退稅用於低收入社區,因為地皮更便宜,更容易把新公寓推銷給左近的租戶,而且給少數族裔和低收入家庭建設更多住房也不容易招致政治上的反對。這些情況導致退稅項目會對非裔美國人產生差異性影響,加劇社區種族隔離。對全國所有退稅住宅單元的分析於2005年完成,該分析發現,大約3/4的單元位於貧困率至少達到20%的社區。

  在第八條款計劃中,很多州和城市的房東都可以合法地拒絕將房子租給使用住房券的租戶,只有少數司法轄區禁止此類歧視。住房券的額度往往很小,不足以負擔中產階級區域的房租。接受了住房券的家庭可能會發現,能把這些優惠券派上用場的唯一方式就是搬到種族隔離程度比他們現在所住的地方更高的社區。結果,2010年,有孩子並且使用第八條款優惠券的家庭中,沒有幾家租住低貧困率社區的公寓,卻有一半以上的家庭在貧困率達到或超過20%的社區租房,其中有些家庭租住的社區處於極度貧困狀態——貧困率達到40%或以上。也有一些家庭用住房券租住近郊區的公寓,這些公寓往往都位於中產階級近郊區中的種族隔離區。

  2008年,達拉斯的一個民權組織——包容性社區工程(Inclusive Communities Project)將得克薩斯州告上法庭,稱退稅計劃的推進對非裔美國人有差異性影響,違犯了《公平住房法》。在達拉斯市,所有面向家庭的退稅單元中,85%建在至少有70%居民為少數族裔的人口普查區。包容性社區工程一直致力於提高達拉斯地區的種族融合程度,他們幫助非裔美國人家庭利用第八條款的住房券在之前以白人為主的社區中找到能夠負擔得起的公寓,但是阻礙重重,因為得克薩斯州批準的有退稅補貼的家庭住房工程中,有太多位於少數族裔人口眾多的低收入區域。

  2015年6月,最高法院對包容性社區項目一案做出判決,認為很多建設補貼住房的社區在過去的政府政策下已經形成種族隔離,這樣的比例過高,可能違犯了《公平住房法》,雖然這樣的安排原本並非要強化種族隔離。但是,法官安東尼·肯尼迪寫道,法庭同樣認為,通過補貼住房來支持衰敗的社區、為其註入新的活力也可以是合法行為。因此,該案在推動全國範圍內去除種族隔離中能起多大作用,還不太好說。

  城市地區私有住宅高端化、再開發工程和公路路線設計都迫使低收入家庭及少數族裔家庭在內環不多的幾個近郊住宅區尋找新的住房,這些地區正在從以白人為主向以某個少數族裔為主過渡。如果在退稅計劃和第八條款的補貼下,低收入家庭進入這些近郊住宅區,而不是進入以中產階級為主的住宅區,那麽這兩個計劃就對種族隔離有促進作用。密蘇裏州的弗格森就是這樣一個地方,該地區位於聖路易斯郊外。退稅計劃和第八條款未能給低收入家庭提供在聖路易斯大都會地區定居的機會,而是促使弗格森從種族融合社區過渡到以少數族裔為主、低收入家庭越來越多的社區。

  民權人士和地方住房官員面臨著一個非常棘手的難題。工人階級家庭的收入停滯仍在繼續,工作機會所在區域離能夠負擔得起的住房卻越來越遠,這二者導致補貼住房的需求越發突出。政府官員要滿足更多的此類需求,可以利用不多的第八條款經費,並支持在已經實行種族隔離的社區開發退稅工程,這些社區的房租和地價都較低,中產階級白人選民也不太會設置障礙來阻止這些工程。但是,從長遠來看,種族隔離的長期持續存在對非裔美國人造成的傷害更甚於繼續居住在過度擁擠逼仄的空間中。兩者都不是理想選擇,但是,為短期的利益付出長期的代價或許並不值得。

【編輯:马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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