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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好過,誰也別想好過”,香港青年怎麽了

时间:2019年07月20日 15:27  稿件来源:觀察者網


激進示威者持械襲警

  近來因修訂《逃犯條例》,香港發生了一系列匪夷所思之事。明明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已經三次致歉、表明條例“壽終正寢”,可事態沒有緩解,反而多點化,常態化、暴恐不斷升級。示威者不單在政府總部、立法會所在的金鐘鬧事,還蔓延至沙田、上水、上環、將軍澳、灣仔等地,逢周末就搞事。

  香港的政治運動自2012年就沒有斷過。上任行政長官梁振英上臺就趕上“反國民教育”,政府向學生妥協,國民教育至今沒有影子。

  2014年,全國人大通過了關於香港政改的“831決定”,導致同年底為時79天的占領中環運動。2015年,香港政改失敗。2016年2月,旺角發生暴亂。同年立法會宣誓,6名本土派議員口出汙言穢語,全國人大常委會罕見動用釋法權。

  2017年,新一任行政長官上臺,形勢有所緩和。可消停不到兩年,部分港人又借《逃犯條例》瘋狂反撲,強行衝入立法會及其他地方,把警察打得重傷,手段殘暴血腥。

  香港出現的大規模社會運動,表象多種多樣,可追根究底,矛頭都指向香港政治經濟深層次矛盾。回歸22年來,這些矛盾沒能很好解決,反而更加突出。戾氣深重的港青,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沒有耐心,大有“我不好過,誰也別想好過”之勢。

  科創曲高和寡,缺乏社會基礎

  香港社會深層次矛盾,到底怎麽解?政府也在積極尋求出路,靠科技創新就是一個一直在努力的方向。即便出不了蘋果、華為、阿裏巴巴,有三星、臺積電、大疆、星巴克、喜茶也能極大幫助香港,擺脫產業的極端畸形。

  當然這些都是老生常談,人盡皆知。從政府和政策層面上,港府也並非沒做出努力。回歸伊始,董建華提出數碼港、中藥港、紅酒港、香港科技園,2015年成立了香港創新科技局。

  可創新最重要的是整體社會氣氛和人的思維模式。如果沒有後者,政府再怎麽支持都是虛數。

  從傳統上看,香港是功用型社會,和“創新”二字沒什麽緣分——這從今年剛放榜的12名香港狀元,10個都去學醫就可略窺一二。

  香港社會對專業人士有宗教般的迷信。學習好的人,朝著醫生、律師、會計師、大學教師、公務員全速奔去。

  這些職業薪水優厚,能達到一般工作的三到五倍,甚至更多,是跨越階層的捷徑。可它們對社會起的基本是保障功能,對把餅做大、發展生產力,沒有根本性貢獻。

  科創氛圍還需要基礎教育推動。而香港的初中階段,雖有物理化學等基礎自然科學,但沒有強制升學考試,落實課堂教學成果。

  高中課程改革之後,高考科目是中文、英文、數學、通識以及兩門或以上自選科目。

  可選範圍有經濟、地理、物理、歷史、文學、計算機、實用科目等等,學生往往出於現實主義選擇實用學科。高中畢業生有多少基礎自然科學知識,不容樂觀。

  作為國際大都市,香港固然可以引進人才。在此策略之下,香港高校的科研水平也不低。可走進高校的理工科實驗室,內地背景的教師學生占了大半壁江山,外加一些非華人,本地人鳳毛麟角。

  總體來說,香港的科研水平,與本地社會交集不大。科研人才出於多種因素,擇業大都不留在香港,因此空有實驗室高水平,難拉動實體經濟增長。

  高附加值產業,本地青年受益不多

  前路走不通,香港立足鞏固基本盤,發揮傳統優勢當“掮客”,為中國及世界交往提供服務,行不行?答案是肯定的。

  回歸以來,在中國掘起、中央扶持、中外交往大幅增加的基礎上,香港“亞洲金融中心”的地位穩中有升。航運和貿易中心角色下降之後,香港又發展了人民幣離岸交易中心、法律仲裁中心、保險中心等角色。

  這些確實為香港帶來了大量的高附加值就業機會。可來自全世界的非華人,世界各地出生長大的二代華人移民,移民又回流的港人,國外接受教育赴香港淘金的內地人,在內地接受高等教育的港漂、引進人才等等,全在分這杯羹。

  有機會搶這塊蛋糕的港人,怎麽也是中產階級以上,大多從小念英文學校、大學上中港科(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大學、香港科技大學)或者直接出去留洋。

  基層出身的人能不能玩命讀書,爭取機會呢?在香港,升學看出身、比財力的程度遠遠高於內地,世襲制、贊助制等教育精英化、貴族化現象大量存在,教育固化階層是既有社會現實。想通過教育翻身,在香港比在內地難。

  也正因如此,眾多回歸之後帶給香港的機會,基層年輕人並沒有分到多少。他們能看到是:回歸前只是有些洋人搶機會,現在又多了一大批來香港“搵食”、與本地社會感情聯結不多、“說來就來、說走就走”的人。

  房屋被地產霸權綁架,上樓無望

  再退一步,如果無法治本,能否治標?學習新加坡組屋模式,讓人人都有地方住。這樣即便沒有更好的發展機會,至少可以保證不鬧事、少鬧事。以香港的經濟狀況,基礎的服務業崗位不少,穿衣吃飯解決起來不困難,可就是邁不過房屋問題這道坎。

  幾位特首中,董建華推出過“八萬五計劃”,計劃每年增加8.5萬套私人房屋及居屋,以十年的時間使得香港70%的人擁有自己的房屋,解決1997年已經飆升至一平米8萬港幣的房價。

  可當年趕上亞洲金融風暴,香港樓價跳水,最嚴重時跌了差不多7成,既得利益的中產階級以及大地產商堅決反對,“八萬五”跟今天的《逃犯條例》一樣,很快“壽終正寢”。

  現在吃後悔藥,空談如果當年堅持“八萬五”,現在房屋問題“已經解決”,就是一聲嘆息。

  “八萬五”之後,港府改變了房屋政策,居屋和公屋幾乎停止,每年供應量比起需求杯水車薪。

  每年落成的私人住宅大概1萬多套,是九十年代一年房屋供應量的1/3至1/4。新房供不應求,價格自然炒上天。2003年之後,香港經濟開始轉好,房價漸恢復至1997年水平,現在又翻了一倍。

  到了梁振英、林鄭的時代,是輕舟過了萬重山,說什麽都是雷聲大雨點小。大批年輕人大學沒畢業就開始去排隊等公屋。公屋的排隊時間平均從原來的3年變成5年多。香港現有安置著約一半人口的公屋和居屋,絕大多數來自殖民地時代。

  香港尺寸之地,看不上這塊地方的,早就移民去美國澳洲加拿大。留在香港的進無可進,退無可退。近幾年國家提出去大灣區創業,可大學入學率18%的香港(不算專上教育),能去創業的始終是少數。

  若給人打工,大灣區的工作機會,與港人的一般專業不匹配。大灣區給了踏實肯幹、誌存高遠的港青錦上添花的機會,可對廣大需要幫扶、期望領“差不多的薪水”、湊合過日子的年輕人,也沒有太多幫助。

  說回香港本地,如果排不上公屋就只能高價去租房、或者住劏房,要麽啃老。這樣結婚年齡也在不斷推遲,結了婚實在沒地方住就各回各家。在內地,如果覺得北上廣深壓力大,可以退到二線城市,不行再往後退。

  小城市掙得少,消費相對低,欲望和誘惑也少。而香港偏偏貧民區和一個包就能賣幾萬的尖沙咀、銅鑼灣等就幾步路,十裏洋場物欲橫流,想眼不見為凈,清心寡欲,實在不容易。

  政改癥結難解,民怨無處發泄

  很多人說,香港最大的結構性問題是極少數大商人控制了香港的經濟命脈,通過房地產綁架本地中產階級,又以龐大的經濟勢力綁架了政治。包括特區政府在內的建制體制,統統“擺不平”大資本家,因此房屋問題無法解決。

 

 

  港人曾經把普選當成救命稻草,希望以引入更多下層聲音,淡化特區政府精英色彩,稀釋大資本家話語權,打破“官商勾結”的循環,解決某些問題。

  在這些人看來,如果可以實現普選,即便問題得不到解決,特區政府認受性的增加,也能多少發泄一些港人心中的怨氣。屆時特首是自己選的,做不好只能換屆換人試試,不必怨天怨地。

  這部分人,顯然迷信於西方民主選舉,只看到了表象,等到香港真的被搞亂了,那時候吃後悔藥也來不及。何況港英政府時期,香港人何曾有過民主選舉?再何況普選事關“一國兩制”的重大政制改革,基本法裏也寫得一清二楚。

  香港於是陷入某種死結:經濟上,香港需要解決民生問題。可“一國兩制”之下,香港不向國家交稅,經濟屬於香港“高度自治”範疇,國家可以把香港納入“大灣區戰略規劃”,但是沒有義務、也不方便替香港解決“創新科技、房屋土地”等問題。

  政治上,某些人想隔絕於“一國”之外,享受“半獨立政治實體”的自由,也是癡人說夢。“一國”茲事體大,香港這一制再特殊,也大不過一國。寧願沒有普選,也不能有帶“分裂國家”傾向的候選人出現。

  結果就是政治經濟兩頭卡。港青“上流、上位、上樓通通無望,只能上街”,所以就成了一堆幹柴,不管出現什麽事情,不管什麽人煽風,都是一點就著,無限上綱埋怨港府和中央政府,一而再再而三。

  到了臨界點的香港,向上要大開大合看問題,重新梳理思路;向下要重拾理性和耐心。當務之急是摒棄暴力和恐怖行為,依法懲治不法之徒,回歸法治,以便在找到更好的解決方案之前,為香港社會贏得寶貴的時間。

【編輯:王金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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