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芬奇逝世500年 | 《蒙娜·麗莎》中藏著深情告白?

时间:2019年06月25日 14:14  稿件来源:澎湃新聞


左圖:《蒙娜·麗》;右圖:達·芬奇《艾爾沃斯·蒙娜·麗莎》(1503年,布面油畫,51 × 39 cm,瑞士私人收藏)

  《蒙娜·麗莎》的創作始於1503年,達·芬奇一直將這幅畫帶在身邊,並且在此後的十幾年時間裏不斷修改,成為持續創作時間最長的一件作品。1550年,喬治·瓦薩裏在他的《大藝術家傳》中,首次把這幅畫命名為《蒙娜·麗莎》,因為瓦薩裏認為畫中所描繪的是佛羅倫薩一位富商的妻子麗莎·戴爾·喬孔達(Lisa del Giocondo),但由於缺乏足夠的證據,一直以來都存在爭議。

  《蒙娜·麗莎》作為“暈塗法”的傑作很早便被藝術界所熟知,但直到19世紀之後,歷經幾次被盜、外展、襲擊等公眾事件才變得家喻戶曉。蒙娜·麗莎“神秘的微笑”是這幅畫中最引人入勝的細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英國人為了聯絡他們在法國抵抗運動中的盟友,使用了暗語“La Joconde garde un sourire(蒙娜·麗莎在微笑)”。究竟達·芬奇是用怎樣的方式營造出這樣的效果,畫中女子的真實身份究竟是誰,畫中還隱藏著怎樣的秘密,圍繞這些話題讓無數後世的科學家和藝術研究者為之著迷。近些年來,隨著新科技的運用、新文本資料的發現和解讀,《蒙娜·麗莎》正在逐漸地揭開她的神秘面紗。

  《蒙娜·麗莎》中的人到底是誰?

  雖然喬治·瓦薩裏認為畫中女子是富商喬孔達的妻子,因此將這幅畫命名為《蒙娜·麗莎》,但是瓦薩裏畢竟未曾見過達·芬奇本人,生活的時代也要比畫家晚幾十年,所以藝術史學家對於畫中女子有各種各樣的猜測:有人認為她的原型是達·芬奇的母親,有人認為她是達·芬奇的情人,還有人認為由於達·芬奇在創作這幅畫的時候在米蘭,有可能畫中女子是朱利亞諾·美第奇的情人帕奇菲卡·布蘭達尼,更有人甚至認為她是達·芬奇男扮女裝的寫照,可以說是眾說紛紜。

  直到2005年,海德堡大學圖書館手稿與古文獻研究專家阿邁恩·施勒希特在對館藏古籍善本進行編目時,在一本1477年出版的西塞羅《致友人書信集》裏,發現了佛羅倫薩的地方官阿戈斯蒂諾·韋斯普奇在1503年十月留下的筆記:

  “Apelles pictor. Ita Leonardus uincius facit in omnibus suis picturis, ut enim Caput lise del giocondo et anne matris uirginis. videbimus quid faciet de aula magni consilii, de qua re convenit iam cum vexillofero。” 1503. 8bris。

  “正如畫家阿佩利斯一樣,達·芬奇將這種(天才的技能)表現在他所有的畫作中,比如麗莎·戴爾·喬孔達的面龐,還有安妮和聖母。他剛剛接受了Gonfaloniere(註: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佛羅倫薩的著名公共職位)的委托,我們將會看到他如何在領主宮大廳進行創作(註:即著名的《安吉亞裏之戰》)。1503年10月。”

  韋斯普奇是當時佛羅倫薩共和國第二國務廳長官尼科洛·馬基雅維利的秘書和助手,馬基雅維利是《君主論》的作者,和達·芬奇關系十分交好,作為秘書的韋斯普奇也熟知二人之間的交往。在他的筆記中,他將達·芬奇媲美古希臘的著名畫家阿佩利斯,並寫下當時達·芬奇正在繪制麗莎·戴爾·喬孔達的肖像,與此同時還接受了《安吉亞裏之戰》的委托。最初這一發現刊載在圖書館的內部刊物上,直到2009年一家德國電臺到海德堡大學圖書館做采訪,才意外得知了這一重大發現。

  但是,雖然韋斯普奇所見的畫中人物確定是麗莎·戴爾·喬孔達無疑,可是或許並不是我們如今所看到的《蒙娜·麗莎》的樣子。在瑞士銀行的保險庫中,塵封著一幅年輕版本的蒙娜·麗莎——《艾爾沃斯·蒙娜·麗莎》(Isleworth Mona Lisa)。雖然存在爭議,但畫中女子確實與《蒙娜·麗莎》中的女子有著極為相似的長相、服飾和手勢,同樣也帶有神秘的笑容。此外,由於這幅畫的幅面更寬,在《蒙娜·麗莎》畫面兩側出現的柱子一角在這幅畫中完整地表現了出來,柱子寓意著家庭的和睦與穩定。1913年,英國收藏家休·布萊克從英國薩默塞特郡一位貴族家中(即蒙塔庫故居)購買了這幅畫,並將畫放到他在倫敦艾爾沃斯的畫室中,所以才被命名為《艾爾沃斯·蒙娜·麗莎》。1947年,美國收藏家和藝術史學家亨利·普利策購得此畫,圍繞這幅畫作他在1960年出版了《蒙娜·麗莎在哪裏?》(Where Is Mona Lisa?)。在這本書的開篇,普利策引述多位美術專家的觀點,有人認為畫中女子的頸部比起達·芬奇筆下的其他人物遜色,有可能被其他人潤色過,也有一些人相信肖像的手和臉部出自達·芬奇之手,而其余部分是由別人完成的。

  蒙娜·麗莎基金會認為《艾爾沃斯·蒙娜·麗莎》可能是達·芬奇在1505年的時候沒完成的作品,第二年就交給了委托人即麗莎的丈夫。我們現在所熟知的這幅《蒙娜·麗莎》實際上是達·芬奇留給自己的。或許最初的時候,達·芬奇只是為了應付父親去幫鄰居畫這樣一幅畫,但卻在畫的過程中忽然在麗莎身上發現一種超脫凡人的美,甚至是帶有一種神性。於是,達·芬奇便不願繼續在這幅不屬於自己的畫上下功夫,將還未進行細部處理的畫交給了委托人,同時又重新畫了一幅相同的畫,並且一直帶在身邊,在之後的十幾年時間裏,達·芬奇不斷地將自己最喜歡的形象特征加入其中,最終將畫中人物塑造成他心目中最美的“神”。

  2014年,法國科學家、時光科技聯合創始人帕斯卡爾·科特歷經十年的研究,借助於獨創的240兆像素多光譜掃描技術和分層放大技術,發現《蒙娜·麗莎》一共疊加了四層圖像。除去最下面的兩層草稿層,在我們所看到的女子之下還隱藏著一位長相略有不同、梳著當時流行發束的年輕女子,科特將其稱為《麗莎·格拉迪尼肖像》。後來,達·芬奇通過在頭部和身上巧妙地覆蓋一層面紗,遮蓋了原有的衣著和發飾,同時也混入了別的模特的形象,甚至將復雜、精致的發束打亂,加入了圖像學的隱喻:披散的頭發喚起了人們對貞潔、自守等理想中女性品德的美好記憶。除此之外,科特還發現《蒙娜·麗莎》原本是有眉毛和睫毛的,只不過由於後期修復不當消失了。

  如果將《麗莎·格拉迪尼肖像》中的女子與最終呈現在我們面前的《蒙娜·麗莎》中的女子相比,我們會發現後者在形象上似乎帶有一種男性的特質。如果我們去看達·芬奇的另外一幅作品《施洗者聖約翰》,以及由達·芬奇完成底稿、後來由達·芬奇工作室完成的《巴克斯》,可以發現兩個男子的形象卻擁有女性一般的面孔和微笑,也就是說達·芬奇在這些作品中模糊了性別的界限,這或許與他對於兩性的態度有關。達·爾文本人對性是十分厭惡的,這在他的筆記中有明確的記載。作為一個私生子,他始終缺少父愛,而對母親的情感壓抑,扭曲了他正常的性欲,這或許也是他一生未婚的理由。在達·芬奇的內心深處,一直都向往和追求著一種可以上升為神性的“中性美”。

  這種“中性美”雜糅了男性和女性的特征,如果說《蒙娜·麗莎》中最初的女性形象是麗莎·喬孔達,那麽後來加入的男性形象特征或許來自於達·芬奇最喜歡的模特和助手吉安·賈科莫·卡普羅蒂,也即《施洗者聖約翰》和《巴克斯》中的模特原型。吉安·賈科莫·卡普羅蒂在10歲的時候來到達·芬奇身邊,因為頑劣調皮,達·芬奇送給他一個綽號叫“薩萊”(Salai),即“小魔頭”的意思。如果我們將《蒙娜·麗莎》中的人物形象與薩萊的形象做比較,會發現二者竟如此的神似,特別是她的鼻子、額頭和微笑與薩萊極為相似。

  除此之外,還有人將達·芬奇那幅年老的自畫像疊加在《蒙娜·麗莎》上,發現五官的位置居然可以完美地重合在一起,也就是說達·芬奇心目中完美的男性形象或許還包括他自己,因為達·芬奇也是一個絕世美男子,瓦薩裏在《大藝術家傳》中曾形容達·芬奇“他的優雅與美貌無與倫比”。可以說,融合了多人面孔特征的《蒙娜·麗莎》極有可能便是達·芬奇心目中最完美的形象。

  《蒙娜·麗莎》為何有“神秘的微笑”?

  《蒙娜·麗莎》還有另外一個名字“La Gioconda”,在意大利語中意為“幸福的”,或許是出於對這個詞中所含幸福之意的註解,讓達·芬奇在構思這幅畫時才有了蒙娜·麗莎的微笑。《蒙娜·麗莎》最震撼的地方就是畫中女子時隱時現、似笑非笑的神秘微笑:如果妳盯著她的眼睛看,嘴唇似乎微微上翹,露出微笑,但如果直接盯著她的嘴唇,卻似乎並不在笑。數百年來,這個神秘的微笑吸引著一代代的專家學者去破解其中的秘密。

  早在2000年,哈佛醫學院神經生物學家瑪格麗特·利文斯通便發現蒙娜·麗莎的神秘微笑其實是與人體的視覺系統有關。之所以笑容忽隱忽現,是由於觀看者改變了眼睛聚焦的位置。在人體的視覺系統中有兩個不同的部分接收影像信息:中央視覺區域(即目光直視)和外圍視覺區域(即余光),其中中央視覺區域主要由視錐細胞構成,可以分辨顏色、細小的字體和辨別細節,外圍視覺區域由視錐細胞和視桿細胞共同構成,用來分辨移動、明暗和陰影。當我們直視蒙娜·麗莎的雙眼,余光便會落在她的嘴巴上。由於外圍視覺並不註重細微之處,無形當中突出了顴骨部位的陰影,這樣一來笑容的弧度顯得更大了,讓我們感覺到蒙娜·麗莎是在微笑。然而,當我們去直視蒙娜·麗莎的嘴巴,由於中央視覺可以辨別細節,便看不到其中的陰影,我們也就無法捕捉到她的笑容。因此,蒙娜·麗莎的神秘微笑源於人們目光的不斷移動。

  其實,《蒙娜·麗莎》的微笑並非達·芬奇的第一次嘗試,早在數年前,在另一幅更早的作品《美麗公主》(La Bella Principessa)中,達·芬奇便開始有意識地去探索這種“神秘的微笑”。這幅畫是米蘭公爵盧多維科·斯福爾紮的13歲私生女比安卡·喬瓦娜·斯福爾紮的側身像,繪制在一張牛皮紙上,是公爵贈送給比安卡小姐的《斯福爾紮家族史》中的一頁。謝菲爾德哈勒姆大學心理學系的亞歷桑德羅·索蘭佐在2015年的《視覺研究》上發表了一項實驗結果:他安排誌願者們從不同的角度和距離觀察這幅油畫,發現《美麗公主》與《蒙娜·麗莎》有著相似的效果:當從遠距離觀看或視覺焦點放在人物的眼睛上時,便能看到微笑的表情。當從近處觀看或將視覺焦點集中於嘴唇的時候,微笑就消失了。

  達·芬奇之所以可以營造出這種神秘微笑,離不開他的一大絕技——“暈塗法”(Sfumato)。“暈塗法”通過逐層渲染,從一種色調變到另一種色調,將生硬的輪廓變得模糊、朦朧,從而讓人在視覺上產生一種微妙的錯覺。在創作《蒙娜·麗莎》時,達·芬奇首先選用了取自楊樹樹幹中心、紋絡細密的木材作為畫板,然後在上面塗了一層鉛白色的底漆,而不是通常所使用的白堊混合顏料,因為達·芬奇知道如此一來便可以更好地反射光線,不僅可以加強景深、亮度和質感,而且有一部分光線穿透油彩層經白色底漆反射,與直接在油彩層上反射的光線交織在一起,更有助於凸顯“暈塗法”的效果。2010年,法國博物館研究和修復中心資深科學家菲利普·沃爾特和他的同事運用非侵入性的X射線熒光光譜對油彩層進行了分析,發現達·芬奇將很少量的顏料混合入油和樹脂中,其中一些油彩層的厚度只有1-2微米,在較暗的部分疊加了許多油彩層,厚度可達30至40微米。正是因為運用了這樣的技法,在畫面當中基本上看不出筆觸的痕跡。

  “暈塗法”要求在創作的時候,每完成一層,都需要等待數周或數月的時間讓其完全幹透,然後再在上面添加另一層,這種方法讓達·芬奇能夠有足夠的時間進行思考,因為在達·芬奇看來,思考本身比畫畫更為重要。達·芬奇在創作的時候,許多時候往往是很長時間不動筆,在他畫《最後的晚餐》時也是如此,急得修道院院長去米蘭公爵那裏打小報告,後來達·芬奇便把修道院院長的面孔給了叛徒猶大。最終,經過了十幾年的持續反復修改,達·芬奇成功運用“暈塗法”在人物的嘴巴周圍通過輕微模糊的陰影和光暈,營造出了神秘的微笑。

  但是,“暈塗法”畢竟只是一種技法,拉斐爾、喬爾喬內同樣十分擅長,為何只有達·芬奇才能完美地呈現出神秘的微笑?這是因為只有達·芬奇完美地實現了科學與藝術的結合。傳記作家沃爾特·艾薩克森寫道:在創作《蒙娜·麗莎》的時候,達·芬奇每天晚上都會跑到畫室附近的新聖瑪利亞醫院解剖屍體,在當時的防腐技術下,達·芬奇忍受著惡臭解剖了30具不同年齡的男女屍體。達·芬奇對笑容是如何形成的尤為感興趣,通過對面龐每一部分運動的分析,他試圖去尋找是哪些神經控制著肌肉的運動,而肌肉的運動又產生了怎樣的表情,並且將這些發現和思考記錄在他的筆記中。“人類擁有比其它動物更多的肌肉去控制嘴唇的運動,”在他的筆記中這樣寫道,“妳會發現有很多的肌肉參與到嘴巴的動作中去,而又有更多的肌肉去完成這些動作的恢復。”在他的一頁筆記中,達·芬奇去掉了部分的顎骨,從而將頰肌展現出來,而頰肌主要負責在微笑剛開始的時候將嘴巴和面頰拉平。同時他還在另外一個人臉速寫旁寫下:“描繪了所有由皮膚和肌肉控制的表情的起因,並且由此去判斷肌肉是否接收了來自神經的指令。”

  《蒙娜·麗莎》藏有達·芬奇的深情告白?

  達·芬奇行事詭秘,喜歡在他的作品中使用某些神秘符號來傳達某種信息,也即後來我們所說的“達·芬奇密碼”。正是由於這些“密碼”的存在,使得他的作品始終透露著一種神秘,在數百年後依然是專家、學者和公眾喜聞樂見的話題。在《最後的晚餐》中,那些驚人的“密碼”激發了後世文人的靈感,成為丹·布朗創作的《達·芬奇密碼》中最重要的線索。雖然從尺寸上來看,《蒙娜·麗莎》要比《最後的晚餐》小得多,而且相比後者的經典宗教題材,《蒙娜·麗莎》顯得更為私密,在這幅一直被大藝術家帶在身旁的畫作裏,是否同樣被巧妙地設置了“密碼”呢?答案或許就隱藏在畫中人物的眼睛裏。

  2010年,意大利文化遺產全國委員會的研究人員宣布,他們借助於時光科技“分層放大技術”所拍攝的圖像,在蒙娜·麗莎的眼睛裏,以及作為背景的拱橋下,發現了肉眼很難分辨的字母和數字。該機構主席希爾瓦諾·文塞提表示,在蒙娜·麗莎的左眼中有一個“S”,而在她的右眼中則是一個“L”;在背景中的拱橋下,還發現了類似於“72”的數字。對於像達·芬奇這樣天才般的藝術家,當然不會隨意地在畫作當中加入兩個字母和數字而不代表任何含義,一定是有所指的。文塞提認為左眼中的“S”可能代表了米蘭公爵斯福爾紮(Sforza)家族的一位女性,做出這樣推斷的依據是在《蒙娜·麗莎》這幅畫的背面有三個數字“149”,而第四位數字被抹掉了,應該是149X年,而這段時間達·芬奇一直生活在米蘭。右眼中的“L”顯然代表了達·芬奇(Leonardo Da Vinci)本人。“72”這個數字則出現在猶太教神秘哲學卡巴拉和基督教中;即便將這兩個數字分開來看,“7”在猶太教和基督教中也充滿了象征性的聯想,比如上帝創作世界用了7天,“2”則可能代表了男、女的二元性。

  對於文塞提的解讀,引發了眾多學者的質疑。達·芬奇故鄉的一位博物館館長亞歷山德羅·委佐齊認為從裝束上看明顯是一位佛羅倫薩女子,不可能跟米蘭公爵的情人有關系。在藝術史學家克勞迪奧·斯特裏納蒂看來,達·芬奇熱衷於猶太教中的神秘主義是眾所周知的事情,但是如果達·芬奇要將一種符號學的含義加入這幅畫中,他應當留下更多的線索。其實,如果我們結合畫面中的人物特征,便會得到一個更加合理、或許也更令人驚訝的解釋。在前文中,我們談到了畫中女子與達·芬奇最喜歡的模特和助手“薩萊”尤為相像,而“薩萊”的意大利文“Salai”的縮寫恰好是“S”,會不會這個字母代表了薩萊?如果結合背景當中的那個“72”,相比單純的數字而言,更像是字母“L”(達·芬奇)和“S”(薩萊)的鏡像,而且這也符合達·芬奇書寫的習慣。

  更為重要的是,正是薩萊在達·芬奇去世前一年促成了包括《蒙娜·麗莎》《施洗者聖約翰》在內的三幅最重要作品的交易,在以高昂的價格商定賣給法國國王弗朗索瓦一世後,不久便離開了達·芬奇。或許那時的薩萊覺得相比年老色衰的自己,達·芬奇似乎更加青睞於他的另一個學徒梅爾茲,而以自己為模特所畫的作品也失去了意義。事實也證明如此,達·芬奇去世後將絕大部分的遺產都留給了梅爾茲,而不是薩萊。但不管怎樣,《蒙娜·麗莎》自始至終都與薩萊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不僅從人物的具象特征上,而且通過隱藏的密碼,達·芬奇將他多年來心底最大的秘密畫進了畫中。因為在文藝復興時期的社會,同性戀會被視為反道德,達·芬奇無法公開承認這層關系,便用一幅傾盡畢生心力的傑作向自己最深愛的人表白了心意。

  正如意大利薩薩裏大學教授普林尼·易諾晨所言:“如今,《蒙娜·麗莎》已經成為我們集體意象的一部分……每一位觀眾都可以自由地去看、去想象這樣一個笑容背後有著怎樣一個尚待實現的夢想、一個未及實現的承諾、一種無法聲張的背叛,又或是只是屬於我們自己的一部分,所有的一切都凝固在一幅創作於五百多年前的肖像中。”

【編輯:刘楠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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