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壁畫修復師:耗一輩子為後人留下不能復制的文明

时间:2019年05月15日 09:26  稿件来源:新京報


工作中的李雲鶴。 圖片來源:新京報

  一副棕框眼鏡架在李雲鶴的國字臉上。

  若隱若現的白線把鏡片分成兩塊,挑起眼睛走路時,就用上面的平光鏡;垂下眼睛工作,就用下面的老花鏡。

  他是莫高窟的壁畫修復師,“行醫”63年,修復壁畫4000余平方米。如今86歲,硬朗,身量挺拔,牛仔工服一披就去工作,手腳利落,帽子底下頭發花白。

  春末的洞窟,空氣陰冷。李雲鶴攥著金屬欄桿爬上腳手架,然後蹲下身,視線穿過老花鏡,抵達壁畫上“生病”的眾神。

  這樣的場景李曉洋見過無數次。從有記憶起,爺爺李雲鶴便每天“紮”在洞窟裏。

  1956年,李雲鶴來到莫高窟,成為第一位壁畫修復師;1990年,叔叔李波開始跟隨爺爺修復壁畫;2011年,李曉洋也拿起了接力棒,從此三代人一起為壁畫上的神佛“治病”。

  為莫高窟續命,是個漫長而持久的過程;在千年壁畫面前,幾代人的青春也短得不值一提。如今,李曉洋能獨當一面了,叔叔李波早是一位成熟的修復師,而耄耋之年的爺爺李雲鶴依然每天爬腳手架、拿修復刀。

  經過三代“面壁者”的修復,飛天的華裳重新飄逸,神佛的眉眼漸漸清晰,饕餮、僧侶、殿堂和塵世風物,也都離原有的模樣更近了一步。

  面壁者

  2019年,四川成都,寶光寺。

  念佛堂北壁,一幅長4.21米、寬2.97米的《釋迦涅槃圖》“生病”了。受地質災害影響,顏料層和地仗層(位於墻體和顏料層中間的泥層)發生了脫離,裂縫蜿蜒著爬上壁畫,再不進行保護,將會造成繼續空鼓斷裂甚至垮塌。

  在柳絮開始四處飄落的季節,1989年出生的修復師李曉洋來到這裏主持修復工作。

  工具箱裏裝著的,是來自莫高窟的經驗和技術,每年,莫高窟修復師們都會應邀到國內其他地區幫助修復壁畫。

  同一時間,叔叔李波即將開始修復莫高窟第465窟的壁畫,爺爺李雲鶴在莫高窟的姊妹窟:榆林窟,長達四年的雕塑和壁畫修復項目正處於收尾階段。

  1956年春天,在山東讀高中的李雲鶴準備前往新疆“支援建設”,中途在莫高窟短暫停留。在時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長常書鴻的勸說下,李雲鶴留在了莫高窟。

  三個月的試用期過後,常書鴻說:“小李啊,我給妳分配個工作,不但妳不會,咱們國家也沒有會的。現在只有自己想辦法。”

  小李被分配的工作,是修復莫高窟的壁畫。

  如今“小李”變成“老李”,兒孫漸次入行。“李波自己回來的,孫子是我‘哄’回來的。”

  “從小在這種環境下長大,父母在飯桌上聊的都是莫高窟。”李波說,“順理成章地就回到這裏工作。”

  李曉洋的高中和大學在澳洲就讀,20歲出頭的年輕人,對未來的想象是澳洲充滿新鮮感的人和事,或是國內一線城市窗明幾凈的辦公區。

  不過,爺爺李雲鶴說:“要不然這樣,妳跟上我一年到兩年,實在不行妳再改行,完全可以。”

  就這樣,李曉洋決定留下試試。

  4月,李曉洋和同事們站在腳手架上,拿著註漿管,插入到壁畫和墻體中間的縫隙中,把配制好的膠結材料吸入註射器,然後通過註漿管灌入壁畫的空鼓部位,再用壁板支頂,將壁畫貼回墻體。

  在時間的侵蝕下,壁畫遭遇的病害有空鼓、起甲和酥堿等等,它們讓精致的圖案變得模糊、破損,有時像鱗片一樣翹起,有時結滿白霜,有時甚至變得疏松、脫落。

  修復師們的工作,就是拿著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工具,除塵、填墊、脫鹽、粘結、按壓、支頂……幫助壁畫對抗時間。

  在寶光寺,李曉洋發現同樣的材料、同樣的工序,有一小部分的壁畫無論如何無法回貼,迫於無奈,他把顏料層揭取了下來,然後發起了和爺爺的視頻通話,請爺爺“支支招”。

  在爺爺的遠程指導下,李曉洋重新做了一個載體層,把空鼓壁畫貼了回去。

  這不是他第一次遠程求助爺爺了,在著手修復的一個月時間裏,他和爺爺有過兩三次視頻通話,請爺爺出謀劃策。等到全部空鼓壁畫回貼到地仗層後,李曉洋將會和同事一起對這個12平米左右的壁畫進行“整體揭取”——這也來自爺爺的建議。

  成都地區空氣濕度大,墻體的水分會對壁畫表面造成破壞,“整體揭取”,是將前面的壁畫固定住,然後打開墻體,在壁畫背面安裝金屬架,將壁畫掛在重新壘砌的墻體上,中間留有八到十厘米的距離,既能降低水分對壁畫的傷害,又能減少地震時帶來的損傷。

  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李雲鶴應邀到塔爾寺修復壁畫,按照以往的修復方式,一百多平米的壁畫將會被切割成小塊揭下來,李雲鶴初次創新,使用了“整體揭取”的辦法。工程結束時,寺廟的活佛問李雲鶴:“李老師,我們這個壁畫妳怎麽沒修?”李雲鶴樂了,把對壁畫的損傷降到最低,是他最希望達到的目的。

  “祖師爺”

  2012年,河北曲陽,北嶽廟。

  這是李曉洋第一次上手修復壁畫,在爺爺的帶領和指導下,拿起了修復刀。

  北嶽廟的東西兩壁上,繪著巨幅的“雲行雨施”和“萬國顯寧”圖,旗幡和衣袂線條柔和,蒼龍若浮若動,70余個人物形態各異。不過,多種病害共存於這些壁畫上,李曉洋和同事們花費了兩年時間,才最終完成修復。

  此前的時間裏,李曉洋都在給爺爺“打下手”,和泥、遞工具、學習。李雲鶴敬惜文物,輕易不會讓新人上手,經過一年多的“學徒期”和“考察期”,李曉洋才第一次接觸壁畫。爺爺李雲鶴挺滿意:“別說,他真正幹起來,做的工作還真能符合妳的要求。”

  50年前,李雲鶴第一次以修復師的身份進洞窟,是開鑿於晚唐的莫高窟第161窟。壁畫起甲嚴重,門打開,風一吹,壁畫“像雪花一樣洋洋灑灑落下來”。許多年後,李雲鶴在不同場合回憶起這個場景,還是會連說“看了就心痛”。

  在當時,只能一點點把脫落的壁畫收集起來,然後人工貼回去。不到60平米的壁畫,李雲鶴們一小片一小片地修,700多天後才全部完成。

  後來,人們無數次提起161窟,它是敦煌研究院歷史上自主修復的第一座洞窟,也是國內壁畫修復保護的起點。

  那時的莫高窟幾乎沒有任何文物保護的設備和工具,面對一片一片生病的壁畫,用什麽修,怎麽修,都靠李雲鶴自己摸索。

  沒有儀器做實驗,就跑去廚房,用爐子烤,用鍋煮,通過高溫來觀察材料性能;屋裏屋外、白天晚上地做對比,來尋找最理想的材料。

  當時敦煌研究院請來捷克的專家幫助修復,關於修復材料和工藝,對方始終保密,李雲鶴就在旁邊“偷師”修復過程,專家走後,李雲鶴自己摸索著用毛筆、滴管、註射器等各種方式修復,最終選定了註射器作為膠結材料註滲的工具。

  膠結材料註射完,需要將壁畫回貼到地仗層,李雲鶴嘗試鋪上一層紗布然後按壓,“布紋會壓到壁畫上,修過的壁畫像罩了一層網子。”後來換成塑料布,發現容易把壁畫粘下來;最終想到裝裱畫用的紡綢,既能吸水,還有細膩的質地。“就這樣慢慢自己總結了一套修壁畫的工藝流程。”

  李波說,那幾十年是莫高窟的“搶救性保護時期”,“在當時,受到人力、物力、財力、認識等等方方面面的局限,大家處於一個被動狀態,如果不去搶救,可能是完全的損毀。”

  有媒體報道,1943年,畫家張大千臨摹完壁畫,準備離開敦煌,臨走時對常書鴻說:“我回去了。妳待在這裏,是一個長期的甚至無期的徒刑。”

  後來,常書鴻在這裏待了一生,他的墓建在九層樓對面。李雲鶴也留了下來,在窟區馬廄改成的員工宿舍住了將近30年。那排南北延伸的土房子,裏面搭著土炕、土桌和土凳,睡覺時會有灰塵撲簌簌落在臉上,第二天一早鼻孔裏都是黑的。

  夏日酷暑,強烈的太陽輻射足以灼傷皮膚;冬季酷寒,人們裹著帶膻味兒的羊皮襖子過冬。人們最常吃的飯是白水煮面條,前面放著一碗鹽巴一碗醋,拿戈壁灘上的紅柳枝當筷子,一頓飯就在騰騰的水汽中吃完了。

  修自來水是八十年代之後的事了,那之前,李雲鶴們吃的是苦口泉的水,鹽分高,味道苦澀,“剛來的時候都要鬧一個月肚子”。

  直到1985年才搬到一兩公裏外的公寓中。九十年代,院裏想要給他在省會蘭州分房,離開一線從事研究工作,李雲鶴沒同意,“我修了一輩子壁畫,弄我到蘭州幹嗎去?不如待在敦煌守著這些東西。”

  1998年,李雲鶴被敦煌研究院返聘,繼續“紮”在洞窟裏修壁畫。

  到如今,這位常書鴻口中的“小李”已經86歲。他做了63年修復師,4000余平米壁畫經歷過他的“醫治”,晚輩們叫他“爺爺”,也說他是“壁畫修復領域的祖師爺”。

  “醫德”

  莫高窟距離敦煌市區25公裏,沙丘、戈壁,四周是千篇一律的黃色。李曉洋的童年時光,有很長在莫高窟度過。住處距離九層樓不到50米,每天黃昏,李曉洋就被“派”去洞窟喊爺爺吃飯。

  130窟前面曾經有一片小池塘,春夏一到,總能從裏面抓到小青蛙,時間長了,大家給池塘起名“青蛙池”。

  洞窟門口的水泥斜坡是小孩子們的天然滑梯,李曉洋經常在口袋裏裝上滿當當的沙子,然後拎著一個小紙板跑去玩,沙子一撒,紙板一鋪,一屁股坐上去,就嗖嗖嗖地滑到底。

  每年聖誕、元旦等節日,敦煌研究院會把小孩子們全都召集起來,在食堂大廳,李曉洋們一邊吃水果和零食,一邊聽老師講壁畫故事,九色鹿和舍身飼虎是每個“窟二代”的童年符號。

  那時候,李曉洋覺得壁畫修復工作很酷,聚精會神地坐在壁畫前,拿著工具,像醫生給患者治病。因為要援助兄弟單位,爺爺和叔叔經常四處出差,指導修復國內其他地區的受損壁畫,在李曉洋眼裏,“那時候最大的夢想就是有一天‘出差’這個詞可以安在我身上,覺得特別洋氣。”

  不過,十幾年過去了,李曉洋也成了一位修復師,卻發現這份工作並沒有自己想象中的“高大上”。剛剛入行時,他每天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麽,不知道自己做這些有什麽意義。”

  讓李曉洋印象最深的是石家莊毗盧寺的壁畫,因為酥堿病害嚴重,僅僅一塊40厘米高60厘米長的壁畫就花費了他三天的時間,幹燥、脫鹽處理、二次加固……許多道工序。

  一位當地的老人經常來看他們修壁畫,有一天終於忍不住開口:“小夥子,我前兩天來妳就坐在這兒,怎麽今天還在這兒?”

  “每天坐在同一個地方,重復同樣的步驟,有時要幾百上千次,一天下來胳膊都酸了。”李曉洋說,“當時覺得真枯燥。”

  類似的感受在年輕人中並不罕見。80後壁畫修復師付磊原本在部隊裏當兵,退伍後來到莫高窟工作。早晨,在部隊時的跑操時間,他要坐在洞窟裏修壁畫;上午,在部隊時的訓練時間,他要坐在洞窟裏修壁畫;下午,在部隊時的體能時間,他還要坐在洞窟裏修壁畫……付磊覺得“鬧心”,起初那段日子,時不時要出去走走。

  來自河南的喬兆廣也有類似的經歷,剛入行時,一到正午就早早放下手中的活兒準備吃飯,幾個年輕人在洞窟門口等啊等,也不見師父們出來,又不好意思進去叫,只能在門口瞎溜達,眼看著已經過飯點半小時,實在熬不住了,跑進洞窟裏叫師傅,“還以為他們沒看表,其實根本就把時間給忘了。”

  “我師傅是李雲鶴老師的徒弟。”喬兆廣說。如今這些80後成了修復師隊伍的中堅力量,也開始帶徒弟了。很多人會感嘆,連86歲的“祖師爺”李雲鶴都還在一線工作,“我們有啥理由不好好幹呢?”

  出差援助其他單位修復壁畫時,住宿條件經常很艱苦,但李雲鶴睡簡陋的招待所可以,睡帳篷可以,睡“一刮風一身土”的洞子裏也不說什麽。

  如今在榆林窟工作,四下無人,戈壁灘廣闊無邊,李雲鶴和其他修復師們就住在臨時搭建的簡易房中,“兩片鋁片夾著一片保溫板。上班時間幹工作,下班時間聊天,聊的還是工作那點事。”

  李波記得,1994年,他跟隨父親李雲鶴去青海塔爾寺修復壁畫,夜裏住在喇嘛的房間,忙了一天,關燈後他很快睡著了。沒多久突然被父親叫醒,要探討怎麽修復才能讓壁畫狀態最好。“藏傳佛教的壁畫都會在表層刷上防護膜,所以顏料起甲特別難修。”李波說,那是他入行的第四年,父親第一次以同行的口吻和他討論工作問題,“那次之後就成常態了,經常夜裏突然被叫醒,交代一些事情,或者要聽聽我的看法。”

  前不久,他在榆林窟和父親一起做塑像修復工作,夜裏三點多了,迷迷糊糊被叫醒,“雕塑嘴型上的高低起伏妳考慮到了沒有?”李雲鶴一邊說著還一邊拿起手機,翻出照片,繼續看雕塑嘴角的陰影和線條。

  作為李雲鶴帶出的徒弟,李曉洋和叔叔李波都聽過無數次關於“醫生”的比喻。李雲鶴經常說,醫生給病人輸液,紮疼了還會被抱怨,但修復師給壁畫治病,文物不會說話,所以更要有醫德,更要有敬畏心。

  在杭州修復鳳凰寺的壁畫時,一個學生不小心把壁畫粘到了手上,“這很正常,掉下來也很正常,但是妳得給貼回去,結果這個娃娃隨隨便便把這塊壁畫從手上給彈走了。”李雲鶴回憶,“我把他給攆回去了。”

  和風賽跑

  2012年的夏天,李曉洋工作的第二年。一個傍晚,他和爺爺結束工作從現場走出來,有親人打來電話問候,李雲鶴拍了拍身上的土,坐到洞窟旁的小石墩上。

  盛夏的西北,六點鐘的陽光依然刺眼,光線漫在李雲鶴臉上,閃著密密麻麻的白色胡茬。在李曉洋印象中,爺爺身體一直非常好,從沒老過。他有點出神:“雖然他嘴上不說對我的期望,但是能感覺到他把這個東西看得比他生命還重要,他希望我能繼續做。忽然覺得到我選擇自己人生方向的時候了。”

  讓李曉洋最終留在這個行業中的“決定性瞬間”發生在2014年。那一年,他和同事在莫高窟第360窟開展修復工作。

【編輯:刘楠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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