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耀明:我與金庸

时间:2018年12月17日 10:45  稿件来源:《紫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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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與金庸

  金庸仙逝,天下金庸的億萬讀者無不同聲一哭!謹此祝願他在天國真正如寫給我的一幀墨寶所說:“看破、放下、自在”,過他所嚮往的優悠、自得其樂的生活!

  文|香港 彥火﹙潘耀明﹚

  “金庸的小字輩朋友”

  金庸逝世後,海內外不少傳媒朋友要我說說與金庸的關係,可是提起我與金庸的關係,不知應從何說起。

  近年來凡是有關金庸的大小新聞,甚至關於紅白二事的傳言,我都會接到海內外傳媒電話,不下數十起,要我發表意見。

  特別是內地傳媒,都把我冠以“金庸的秘書”、“金庸的代言人”、“金庸的親信”的名銜,對此,我不敢掠美。我為此發表過無數聲明、澄清啟事,甚至對每一位來訪者和電話訪問的傳媒記者一再表白:我既不是“金庸的秘書”,也不是“金庸的代言人”,金庸是我的前輩,我頂多可以說是“金庸的小字輩朋友”。

  金庸於我是亦師亦友的關係,仰之彌高的崇碑,我只是他卑微的學生。但是言者諄諄,聽者藐藐,我這兩個身份,似乎已經被傳媒大佬欽定、並給度身定造的銅頭罩箝住,恁地是脫不掉、甩不了。

  為此,我不得不在這裡鄭重其事地把我與金庸的關係公諸於世,以釐清外間加之於這種關係厚重的迷霧。

  “我是想替明報集團穿上一件名牌西裝”

  我是上世紀九十年代初進入《明報月刊》的。當初這一步踏進《明報月刊》的門檻,就跨越了兩個世紀。究其實,我在《明月》攏共二十年,那是處於上一世紀之末新世紀之初的交替時期,也是平面出版開始受到網絡文化衝擊的艱難之秋。

  過去不少傳媒朋友問我,是怎麼進入《明月》,我說是受到金庸文化理念的感召。這是實話。

  上世紀的某一天,金庸讓董橋打電話給我。董橋說:“查先生要見你。”我聽罷有點意外,也有點興奮。在此之前於《明報》副刊寫了一個每天的專欄外,與查先生大都是在文化聚會上遇見。他是公眾人物,我不過是文化界晚輩,大家只是點頭之交而已。

  且說我誠惶誠恐地跑到當年北角舊明報大廈查先生的辦公室,查先生與董橋已坐在那裡。查先生與我寒暄過後,讓我坐下稍候片刻,他則移步到辦公桌去伏案寫東西。時間像牆上掛鐘發出的嘀噠聲,一秒一秒地過去,空氣靜寂得像凝結了。為了打破這悶局,我偶爾與董橋閒聊幾句,都是不着邊際的話題。

  大抵過了約半句鐘後,查先生從書桌起身向我走來,親自遞了一份剛謄寫好、墨香撲鼻的聘書給我。接到聘書後,我很激動,也很衝動,只粗略瀏覽了聘書內容,便不假思索地簽署了。當時我是某大出版社的編輯部主管和董事,事前未向原出版社提出辭呈。

  這是我迄今接到的第一份手寫聘書,而且出自大家之手,豈能不為之動容?!

  與前幾任的主編不一樣,查先生在聘書上寫明,除要我當總編輯之外,還兼任總經理。這也許與我之前在美國紐約大學(NYU)念的出版管理學和雜誌學有關。直到兩年之後《明報》上市,《明報月刊》也不例外受到市場的衝擊,我才幡然省悟查先生良苦的用心:他希望我在文化與市場之間取得平衡,可見他的高瞻遠矚。

  第一天上班,例必向查先生報到,希望查先生就辦《明報月刊》給我一點指示。令我感到意外的是,查先生說話不多,依稀記得,他只淡淡地說了一句:“你瞧着辦吧!”當我向他徵詢,除了之前他在《明報月刊。發刊詞》揭櫫的“獨立、自由、寬容”辦刊精神外,他在商業社會辦一份虧蝕的文化性雜誌有什麼其他特殊原因嗎?他回答得簡潔:“我是想替明報集團穿上一件名牌西裝。”

  換言之,辦《明報月刊》的另一層意義,也是為明報集團打造一塊文化品牌。後來他在另一個場合對我說,《明報》當初上市的股票,實質資產只有一幢北角明報大廈,每股港幣一角,上市後第一天的股值躍升了二元九角。換言之,有二元八角是文化品牌的價值。他說,文化品牌是無形財產,往往比有形資產的價值還要大。

  正因為查先生的睿智,經過多年經營,使《明報》成為香港“公信力第一”的報紙,相信這也是《明報》無形的財產。

  “潘先生,謝謝你替我做了許多事”

  查先生在香港九七回歸前,審時度勢,急流勇退,賣了明報集團。從經濟利益而言,查先生是一個大贏家,但其真正得失若何,相信只有他最清楚。查先生沒能實現他最終的理想──找到一個如他所言的為他“真正度身訂造的接班人”,相信是極大的遺憾。明報集團其後的發展是可預料的。

  沒有查先生主持大局的明報集團,市面上頻頻傳出對明報集團不利的消息,加上經營失利,陣腳不穩,明報集團很快被震散,差點成為孤兒。還幸馬來西亞的殷商張曉卿先生見義勇為,接手了這一爛攤子,經過好幾年刻苦經營,使她重入軌道。當然經營環境已大不如前了。

  查先生賣了《明報》,也曾想過另起爐灶,做一番文化事業。首先他想辦一份類似歷史文化的雜誌,他準備寫長篇歷史小說,並在這份新雜誌連載。於是他找我過檔到他自己經營的明河出版社集團有限公司,為他策劃新文化雜誌和管理出版社。須知明報集團臥虎藏龍、人才濟濟,他單挑了我,令我不禁受寵若驚。為此,我們曾在他位於北角嘉華國際中心的辦公室把酒聊天過好幾次。每一次聊天,查先生運籌帷幄,興致很高,他從一個隱蔽的酒櫃取出瓶威士忌來,親自給我斟酒,然後自己斟小半杯,都不加冰,是純飲式的。

  查先生每次的約晤,大都安排在黃昏時段。他往往先讓秘書打電話來,表示我如得空,讓我過去他的辦公室聊聊。我從柴灣的明報大廈到他辦公室所在的北角,也不過是十分鐘的車程。查先生的辦公室,更像一個偌大的書房,估量也有近二百平方,兩邊是從牆腳到天花、排列整齊的一行行書櫃;其餘的盡是大幅的落地玻璃。從玻璃幕牆透視,一色的海天景觀,可以俯覽維多利亞港和偶爾劃過的點點羽白色的帆船和渡輪。

  那當兒,我們各握一杯酒,晃蕩着杯內金色的液體,酒氣氤氳。彼時彼刻,我喜歡拿目光眺望玻璃幕牆外呈半弧形的一百八十度海景,只見蔚藍的海水在一抹斜陽下,浮泛着一條條蛇形的金光,澌澌粼粼地向我們奔來……心中充盈陽光和憧憬。我們在馥郁酒香中不經意地進入話題。在浮一大白後,平時拙於辭令的我們倆,無形中解除了拘牽。他操他的海寧普通話,我講我的閩南國語,南腔北調混在一起,彼此竟然溝通無間,一旦話題敞開,天南地北,逸興遄飛。

  那時的《明報》還是于品海時代,《明報月刊》處於十分尷尬局面,我毅然辭去《明月》職務,準備追隨查大俠幹一番文化事業。當時查先生與我簽了五年合約,可惜在我入明河社前夕,查先生入了醫院,動了一次心臟接駁大手術。這次手術不是很順利,他在醫院住了大半年。我當時只帶一位秘書過去。查先生因身體狀況大不如前,他的歷史小說並沒有寫出來,對原來宏圖大計也意興闌珊,我只能做一點文書工作,因給合約綰住,令我進退維谷。

  張曉卿先生後來買了《明報》,我在明河社無所事事地呆了一年後,一九九六年重返《明報》,接手明報出版社工作。有一段時期,《明月》的業務陷於低潮,當時明報集團的執行董事找我,迫切地希望我能兼任《明報月刊》,我一時推搪不了,這樣一兼就十三年!後來我便專職《明報月刊》的業務。

  《明報月刊》是金庸親手創辦的,第一任主編也是他。《明月》沒有帶給他任何有形的財產。有的,也是文化的價值──無形的財產。到了今天,還有人質疑她存在的價值。但是金庸對她卻情有獨鍾。當我返回《明月》當主編後,幾乎他晚年所撰寫的文章,都讓《明月》獨家披載。

  世紀之交,我策劃了一次香港作家聯會與北京大學舉辦的“二〇〇〇年北京金庸小說國際研討會”,金庸在北京研討會一次活動的休憩縫隙,驀然訕訕地對我說:潘先生,謝謝你替我做了許多事,你離開出版社(明河社)的事,當時處理很不當,你受了委屈,為此,我表示歉意。

  與金庸相交多年,他雖然文采風流,卻不擅於辭令,以上迸出的幾句話,相信是發自內心的肺腑之言。

  “金庸的字條管理”

  金庸主政明報集團,除了開會偶然講話外,平時大都是用寫字條的方式來傳遞他的指令。與他聊天,他用很濃重的海寧腔與你交談,很多人都不得其要領。

  即使這樣,金庸的“明報企業王國”,卻是管理有度、應付裕如的,令人刮目相看。他奉行的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管理原則。他深諳用人唯賢、人盡其用的道理。一旦找到他所器重的人,便委以重任,放手讓其發揮,一般不過問具體事務。所以明報集團旗下,凝聚了不少有識之士。

  “金庸的字條管理”是明報企業一大特色。金庸的字條,都是淺白易懂、言簡意賅的,好比後來所有《明報》的管理層所奉行的“五字真言”和“二十四字訣”,可視作辦刊物的秘訣。

  《明報》評核一篇副刊文章之好壞,金庸定下的“五字真言”“短、趣、近、快、圖”的標準,為此,金庸親自作進一步闡釋:

  短:文字應短,簡捷,不宜引經據典,不尚咬文嚼字;

  趣:新奇有趣,輕鬆活潑;

  近:時間之近,接近新聞。三十年前亦可用,三十年後亦可用者不歡迎。空間之近,地域上接近香港,文化上接近中國讀者;

  快:金庸初提“快”字,後改用“物”字,即言之有物,講述一段故事,一件事物,令人讀之有所得。大得小得,均無不可;一無所得,未免差勁;

  圖:圖片、照片、漫畫均圖也,文字生動,有戲劇舞台感,亦廣義之圖。

  選稿的標準,以二十四個字為依據:

  新奇有趣首選

  事實勝於雄辯

  不喜長吁短歎

  自吹吹人投籃

  以上用稿標準,雖然他原先是針對《明報》副刊而言的,但是已成為明報編輯選稿的標準了。

  金庸自己對文字的東西,從來都是一絲不苟的。記得,我開始編《明月》時,收過他二、三次字條,大抵是他翻閱《明月》時,發現那一篇文章有誤,諸如題目不達意,那一頁有若干異體字,那一處標點符號不當……

  每當收到金庸字條,編輯部的同事都格外緊張。所以在校稿時特別用心。迄今,《明月》每篇文章,要求有五個校次,儘量使到少出錯,甚至零錯字。這都是金庸擇善固執的優良傳統。

  金庸的博識,與他喜歡閱讀有關。陪金庸出遊,他每到機場,往往趁餘暇的時間,要我陪他去逛機場書店。一九九五年初春,他接受日本創價大學頒授榮譽博士銜頭,來回程經東京機場,他都乘空尋隙去逛書店。他除了精通英文外,還諳懂日文、法文,他在機場書店一站就大半句鐘,揀到一本好書,如狩獵者獵到獵物,喜上眉梢。

  金庸的辦公室書多,他在山邊的複式寓所,上層近三百平方,其三幅牆都做了書架,觸目是琳瑯滿目的書海,置身其間,大有“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之豪情勝慨!

  金庸的成功是多方面的,這與他的博覽群書、淵博的學問、廣闊的襟懷和獨特的眼光等諸因素都有關係。

  集成功的報人、成功的作家、成功的企業家於一身的金庸,相信在海內外都是空前的,在這個商品味愈來愈濃重的社會,恐怕也很可能是絕後的。

  其實,金庸不光是我工作的上司、老闆、忘年交,也是我為之獲益良多的老師!

  (作者係《明報月刊》總編輯兼總經理、香港作家聯會會長,文中小標題係編者所加)

  (原文發表於2018年12月號《紫荊》雜誌)

【編輯:黎金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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