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強中日政治互信 推動實現真正和解

时间:2018年11月11日 19:22  稿件来源:《紫荊》

  “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生效40周年之際,日本首相安倍晉三10月25日正式訪華,邁出了改善中日政治關係的重要一步。此前的9月12日,習近平主席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與安倍會面時指出,中日關係正步入正常軌道,面臨改善發展的重要機遇。新形勢下,我們要繼續相向而行,保持改善向好勢頭,推動中日關係穩中有進,得到新的更大發展。安倍也表示,當前日中關係正回到正常軌道,雙方合作空間進一步擴大。日本希望同中國建立更加緊密的關係,實現共同發展繁榮。中日雙方在領導人層面就中日關係當前所處的態勢和今後的發展方向取得了高度共識,為兩國關係今後的改善和發展確立了至關重要的政治保障。但中日關係能否真正走上健康發展軌道、避免過去反復惡化的循環,仍需要在增強政治互信的基礎上做出切實努力,推動兩國實現真正和解。

  文|北京 樊小菊

  形勢變化助力中日關係改善

  安倍此訪距上次日本首相正式訪華已時隔7年。在此期間中日關係經歷了因領土問題和歷史認識問題造成的嚴重惡化。此次改善從根本上說是雙方基於兩國共同利益的考慮,同時也是形勢變化推動的結果。對於中日兩國而言,處理與美國的關係都是本國最重要的外交課題。正是基於這一前提,美國的變化所引起的中美、日美關係變化,都會對中日關係帶來影響。例如美日之間需要加強同盟關係的時候,中國往往作為“威脅”而成為強化同盟的借口。事實上,中、美、日三方關係中任何一對關係的變化都會牽動另兩對關係的變化。特朗普成為美國總統之後,中美、日美關係都出現了新的變化,這也成為中日關係改善的重要外部因素。

  奧巴馬時期,日本配合美國的戰略,在亞太地區進行多方布局,使中日關係在固有問題沒有得到解決的情況下又增加了新的矛盾。特朗普上台後,日本賴以推行既有戰略的前提出現了變化。特朗普不再提“亞太再平衡”,也沒有表現出對多邊機制的興趣,而是重視雙邊。這一方面使日本在美國戰略中的重要性下降,過去的“借船出海”方式難免失效;另一方面,美日之間的矛盾進一步凸顯,美國對日本提出更多要求。同時,隨著特朗普“美國第一”政策的深入推進,日本各界對美日同盟的可靠性產生了質疑,學者、意見領袖的眼光開始轉回東亞,探索日本可能的戰略選項,日本的“亞洲意識”有所增強。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日本政府對於改善中日關係變得積極,經濟界的交往開始回暖。以2017年日本高層對“一帶一路”倡議積極表態開始,中日關係出現改善跡象。

  同時,中美貿易摩擦加劇也使中日雙方重新認識到兩國在經濟上的相互依存關係,為兩國進一步拓展經濟合作提供了契機。此次安倍訪華,帶來大規模經濟界訪華團,而中日間的第三方市場合作、關於貨幣互換的協議等經濟合作也表明,面對形勢的變化,中日間有必要也有可能進一步加深合作,這是兩國共同的國家利益所在。

  “友好”中寄託的和解願望

  此次中日改善政治關係正值“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簽署、生效40周年,這為我們回顧中日締約時的“初心”、從歷史視角審視中日關係的發展演變提供了契機。從歷史上看,一般而言,交戰方在戰爭結束後以“和平條約”的形式結束戰爭狀態,完成戰後處理。中日之間因為歷史的原因採取了先以“聯合聲明”形式建立外交關係,再談判簽署和平條約的途徑。而“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特別之處還在於其中加入了“友好”這一具有感情色彩的詞語。回溯歷史可以發現,周恩來等老一輩中國領導人是基於對日本的理解與信任,抱著實現中日兩國國民和解的願望而採用特殊方式處理中日關係、並將“友好”寫入兩國法律文件的。參與談判的時任日本外相園田直就表示,如果締約成功,“我將負責親自向國內說,這是中國朋友、中國人民對於日本國民的友誼的體現,也是從真正希望亞洲和平的願望出發達成協議的。”

  實際上,條約名稱中的“友好”一詞也是中方主張加入的。這表明中國領導人希望中日之間不僅在政府層面要推動和平,更要在國民感情層面實現“友好”,從根本上確立中日不再戰的基礎。簽署和約為結束政府之間的敵對提供國際法保證,但消除民間感情的敵對才是和解的根本。從這個意義上說,“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從一開始就著眼中日兩國的真正和解,希望中日之間不僅要和平,還要“世代友好”。然而從40年來中日關係的演變來看,“友好”的願望並沒有真正實現。40年來中日兩國都發生了很大變化,國際形勢更是大不相同,過去推動兩國關係的情感因素已經越來越淡薄。但是,由於兩國自身的發展以及經濟上相互依存的加深,必須長久和平的需求對於兩國而言都沒有變,甚至還有所上升。並且,近年來中日關係反復出現的緊張和惡化使得實現兩國間真正的和解這一歷史性課題變得更加緊迫。

  增強政治互信 推動真正和解

  對中日關係而言,政治互信至關重要。在中日關係惡化、雙方政治互信嚴重不足時期,可以觀察到中日交流的嚴重弱化甚至中斷,雙方的國民感情都出現明顯惡化。可以說,政治互信在中日關係中處於決定性地位,政治關係的改善標誌著雙邊關係的全面改善。但從過去的經驗來看,政治關係的改善並不必然產生政治互信,這是導致中日政治關係脆弱的原因之一。從中日關係的歷史經驗和教訓來看,行為的可預測性以及產生問題後溝通的順暢性是政治互信的重要基礎,只有做到這兩點,才可以說達到了成熟的政治互信。為此,可以從兩方面著力,一方面通過溝通交流確知相互的行為模式和底線,讓對方知曉做出於己不利的行為將產生的明確結果,相互間確立能做什麼和不能做什麼的規則。另一方面要建立雙方的溝通交流機制,確保應由雙方政府解決的問題放在政府層面溝通解決,減少無效的隔空喊話。建立起牢固的政治互信,中日之間的固有問題才可能得到妥善的處理和解決。

  同時,基於中日關係的特殊規律和中日間長期和平的現實需求,必須增進國民間的相互理解,推進兩國國民之間的真正和解。在中日關係改善的當口,許多有識之士都看到了中日間正視問題、改善國民感情的必要性和緊迫性。例如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就指出,應當把“和平友好條約”生效40周年的節點視為一次審視中日關係的契機,正視中日之間包括關於歷史事實及相互認知方面的立場差異。前駐華大使宮本雄二表示,中日之間沒有不能解決的問題,包括領土糾紛和歷史問題,並且“只有國民成為朋友,誤解才能消除”。安倍在9月自民黨總裁選舉前夕也提及“戰後外交總決算”和中日關係“完全正常化”,可以說,中日之間具有直面問題、妥善處理的政治條件,而這將成為國民真正和解的基礎。

  事實上,中日兩國國民感情已經開始改善,但對比之下,中日兩國仍有差異。最近的中日聯合輿論調查顯示,中國受訪者對日持好印象的從2013年的5%大幅提高到42%,而日本的受訪者對華持好印象的比例變化不大,仍然處於較低水平。增進國民間的相互理解需要切實的努力,除了經濟交往,國民間的互訪交流也很重要。近年來,中國訪日遊客連年增加,雖然這與中國受訪者對日好感之間的直接關聯尚無從證實,但可以看出兩者的趨勢是同步的。此次安倍來訪也安排了青年交流,並簽署青少年交流共識文件,體現出兩國政府對民間交流尤其是年輕一代相互交流的重視。不可否認的是,中日之間影響相互國民感情改善的障礙仍很明顯。從增進相互理解出發,今後日本有必要更清晰的說明自身的發展方向,減少中國民眾的疑慮;同時,中國也需要努力讓更多的日本民眾聽到中國聲音,接觸真實的中國,從而減少日本民眾對中國的誤解和偏見。推動國民間的相互理解、實現中日的真正和解,是中日兩國共同的歷史責任,也是實現東亞地區長期和平、穩定與繁榮的根本保障。

  (作者係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日本研究所執行所長)

  (原文發表於2018年11月號《紫荊》雜誌)

【編輯:黎金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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