寬運法師:讓港人得到精神上的安樂與幸福

时间:2018年11月11日 19:18  稿件来源:《紫荊》

  佛法東來,始於漢明帝夜夢金人。大約2,000年前,起源於古印度的佛教隨著絲綢之路傳入了中國,發展出一套“空性”“無我”的哲學理論,認為世間所有存在都是因緣和合的呈現,也就是“緣生”或“緣起”法。

  佛教自傳入中國後,與中國傳統文化互相激盪與融合,二者相互促進,成就了佛教中國化和中國化佛教盛行的局面。如今,香港佛教的發展能如此成功,有賴於背後默默耕耘的弘法者。師承佛門宿耆永惺長老的寬運法師,現任香港佛教聯合會會長、西方寺方丈,日常除了廣弘正教,說法利生,更熱心參與各種公益活動、愛國愛港、奉獻社會,不遺餘力。

  近日,紫荊雜誌社社長兼總編輯楊勇與寬運法師,就佛教的傳播及佛教與香港的因緣進行了對談;而針對香港目前面對的一些問題,寬運法師從佛家大智慧的角度進行了剖析。

  文|特約記者 何玫 本刊記者 陳嘉鴻

  儒家治世、佛家治心、道家治身

  楊勇: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儒學、道教都源於本土,發展源遠流長。起源於印度的佛教傳入中國後與儒、道並稱“三教”,可見其地位之重、影響力之廣。請法師講講佛教的起源、如何傳入中國及之後的發展情況。

  寬運法師:佛法傳入中國可以說是劃時代的歷史事件。眾所周知,佛教起源於印度,這個時期的佛教稱為“原始佛教”,即“初期佛教”或“根本佛教”。自釋迦牟尼佛涅槃後,佛教進一步分化,形成了許多不同的傳統與學說。在各種文獻中,有最初分裂(“根本分裂”)為兩大部,即上座部與大眾部;又有最初分成三眾或四眾,後來分裂為十八部、二十餘部的種種說法。在上座部與大眾部根本分裂後,又因地域、教義看法等不同因素,分裂出不同的僧團(又稱為“枝葉分裂”)。在根本分裂之後的時期稱為“部派佛教”時期。

  後來大乘佛教的創始人龍樹菩薩出現,在小乘佛教向大乘過渡時期,他繼承了佛陀的緣起思想,批判了當時流行的社會思潮,對於澄清佛教思想、統一佛教內部思想有著深刻的意義。大乘佛教沿著龍樹菩薩的中觀般若思想建立了起來,至今延續了近2,000年,影響深遠。

  而在長達2,000多年的歷史中,中國傳入了印度佛教三個時期的全部內容,形成了三大語系的佛教,即原始的上座部南傳佛教,主要沿著“恆河流域”,由南面弘傳至東南亞一帶,包括泰國、緬甸、柬埔寨、斯里蘭卡、老撾等地;初、中期大乘的漢傳佛教,主要透過“絲綢之路”由北面弘傳至中國、日本、韓國等地;後期大乘的藏傳佛教,主要由西北面的“雪山之路”傳入,弘傳至西藏、青海、蒙古一帶。這三大系的弘傳均源於佛陀的教法,各有特色長短,發展多彩多姿。嚴格來說,三者沒有優劣之分,只有契機契理之別。

  據歷史記載,印度佛教各部派思想隨著大量經論傳入中國後,與中國民族文化相接觸,經過長時期的磨合、吸收和融化,獲得了創造性的發展。公元六世紀末至九世紀中葉的隋唐時期,中國佛教發展極盛,思想理論有著新的發展,各個宗派先後興起,呈現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景象。

  楊勇:有謂“儒家治世、佛家治心、道家治身”,佛教的義理是從心出發,以信仰為根、以教育為中心。請法師講解佛教與中國傳統文化之間的關係。

  寬運法師:我們談到傳統文化必然離不開儒、釋、道三教思想。千百年來,儒家文化、佛教文化、道教文化已經融入到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成為中華傳統文化的三大主幹。儒、釋、道三家思想相輔相承,歷史上有所謂“儒家治世、佛家治心、道家治身”的概括,指出了儒、釋、道的基本特性和各自差異。

  儒家是入世法,提倡仁愛及物、重五倫、倡道德;提出“仁、義、禮、智、信”的“五常”觀念,此“五常”即五種人倫常理,作為修己待人的道德準則;這可對應於佛教的“五戒”,即五種根本戒律:“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不殺生近於“仁”,不偷盜近於“義”,不邪淫近於“禮”,不妄語近於“信”,而不飲酒理智清醒,則近於“智”。儒家以“五常”作為做人的標準,佛教則以“五戒”作為來世獲得人身的條件。

  佛教是出世法,是一種以信仰為根本、以解脫為目的、以教育為中心、以文化為紐帶的宗教。中國佛教秉承“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的根本精神,以慈悲、智慧、平等、圓融作為始終不變的主題,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後世的人們。

  而道家則是半出世法,追求逍遙、人與自然合一。老子《道德經》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道”所反映出來的規律是 “自然而然”的。“道法自然”揭示了整個宇宙的特性,囊括了天地間所有事物的屬性,宇宙天地間萬事萬物均效法或遵循“道”的“自然而然”規律,“道”以自己為法則。也就是說,“道法自然”實際上即是“道性自然”。

  由此可見,儒、釋、道三教均以其對自然社會、人類的敏銳洞察和深刻領悟,凝聚為中華文明的高超智慧,涵養著數千年來中國人民的思想和行為,是當代文化軟實力建設及構建和諧社會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源泉。

  “東北三老”為戰後香港的佛教發展

  打好根基

  楊勇:年老一代的香港人受儒道觀念的熏陶較重,屬於外來宗教的佛教真正在香港發展起來的時間較晚,卻能迅速地傳播開去,至今擁有120萬名信眾。請問香港的佛教是如何興起的?

  寬運法師:由於香港的地理環境,歷來皆為中外往來人士及船舶的交通要點,而佛教早於南朝劉宋時期經已傳入。根據近代學者考證,屯門和青山是古時從波斯、阿拉伯,以至印度與中南半島及南洋群島等地進入廣州內陸的必經之地,故佛教經海路傳入中國,亦應以此路為最早。位於屯門及元朗的青山寺、靈渡寺及凌雲寺合稱“香港三大古剎”,是香港佛教發展之發祥地。

  據佛教研究史家記述,早期香港佛教的重心集中在大嶼山,當時來自內地的僧侶以山居清修為樂,在山林之間建起了“小茅蓬”、“小靜室”,過著簡樸清淡的農禪生活,開拓了“結蓬”清修的形式,成為早期香港佛教的普遍特色。香港佛教在經歷了早期的“茅蓬修行”後,於二十世紀初開始漸漸與香港社會發展相結合,逐步出現城市化的趨勢也就是從“山居佛教”邁向“城市佛教”。

  1949年,大量僧侶南移香港。面對全國各地南移過來的僧人,香港佛教界予以熱情接納。而留在香港的僧人對重興香港戰後的佛教亦作出了很大的貢獻,其中以“東北三老”——倓虛法師、定西法師和樂果法師最為有名。

  三老在“弘法精舍”創辦“華南學佛院”,“華南學佛院”之所以稱為“學佛院”而不是“佛學院”,就是要求學僧們不要把佛法當成知識或學問來研究,而是以身心來實踐,將佛理確切用在修行。這種學佛理念培養了一大批優秀的僧才,包括永惺法師、暢懷法師、智開法師、寶燈法師等。其中亦有前往北美弘法的妙境法師、達成法師、樂渡法師、性空法師等,都是獨當一面的、出類拔萃的佛門龍象。

  戰後的香港佛教發展穩定,而佛教界亦更加注重興辦學校、護老、扶幼等社會慈善事業。自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開始,至七八十年代,除佛教醫院的創辦外,佛教安老院、中學、小學、幼稚園之興辦,均達到數十家之多。

  除此之外,香港佛教另一重大轉變就是佛教聯合社團的創辦。1945年“香港佛教聯合會”正式成立,推舉筏可大和尚為會長,其宗旨是肩負戰後重建香港佛教的使命,團結香港佛教僧俗男女,聯合佛教四眾,以社會弘法及教育弘化方式,取代傳統的農禪弘法,為香港佛教發展開拓新方向。

  香港需依長期規劃奮發圖強

  楊勇:香港的迅速發展提升了市民的生活質素,亦加重了貧富差距的問題,比如有人住在高樓大廈庭院別墅,也有人住在劏房。佛說眾生皆平等,就平等而言,您如何評價香港目前的社會現象?

  寬運法師:香港的GDP高達26,600億港元,名列世界十大富裕城市之一。可是香港的繁華背後,貧富懸殊問題一直嚴重。香港雖然富裕,卻在全球十大不快樂地區之中排名第七。明明坐享如此豐盛的財富,真正能享受到這個經濟成果的只佔社會的少數。

  於是有人諷刺性地說:“香港窮得只剩下錢!”雖然錢買不到快樂,但是如果特區政府在社會福利照顧、醫療服務、資助房屋的供應上,能隨著香港的經濟步伐同步增長,各項開支用得其所,就可以令每位香港人都安居樂業。“安家樂業”一直都是每個人的美好追求,而其前提是,必須先安家,把家安好了,才能樂業。中國人以家為本,重視倫理,以家庭為生活重心,所以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在一定程度上是對家的追求。為什麼這種嚮往在香港受到局限?有人說是因為香港地少人多。

  現在的香港是一個特殊的社會,什麼東西都商業化了,房屋也變成了一種商品。其實香港的土地資源一點都不匱乏,只是需要香港人相互協調,平衡各方利益,才能達到合理的利益分配。

  說到協調,佛教亦有“六和”(“六和敬”)思想,首先是“見和同解”,指團體內思想的統一,彼此達成共識。香港特區政府一直非常關注房屋及土地議題,因此最近舉行了“土地大辯論”,就“土地選項爭議”及“長遠城市規劃”等議題進行討論;第二是“戒和同修”,要有一套大眾共同遵守的制度;第三是“利和同均”,大眾的利益必須要均衡分配;第四是“意和同悅”,大家同住一起要有善良的用意、坦誠的胸懷;第五是“身和同住”:大家同住一起要做到和睦相處,不發生爭鬥;第六是“口和無諍”:大家同住一起說話要謙和禮貌,不應惡口粗聲。

  上述“六和”中,前三者是和合的本質,後三者是和合的表現,“六和精神”與“和諧社會”的理念是相通的。

  所以,我認為香港需要有長遠規劃。國家發展如此迅速,是因為它一直有明確的規劃,所以大家都有前進的方向與目標,能夠跟著規劃框架走。香港要邁向成功,必須向國家傚法,制定五年、十年,甚至百年的規劃。

  楊勇:香港人一直引以為豪的“獅子山精神”講求拚搏奮鬥,現代年輕人的拚搏激情似乎有所減退,您如何看待這種現象?

  寬運法師:“獅子山精神”其實就是香港精神,是一種刻苦耐勞、勤奮拚搏、自強不息的精神;是香港長盛不衰的力量之源,也是香港十分寶貴的精神財富。今天的香港面臨各種新的危機與挑戰,需要的正是這種精神。可是由於近年香港社會矛盾日益加深,我們似乎感到香港精神已變質,擔心香港優勢不再。其實香港精神一直存在,但實有必要重新去喚醒。

  我們可以看到,時下的年輕人似乎欠缺了上進的動力與拚搏的激情,究其原因何在?就是因為向上流動的機會減少了,不少人錯過了內地高速發展的機會,在香港迷失了自己,從而心理上無法達到平衡。

  當這些人心理不平衡的感覺越來越嚴重的時候,就會做出一些“出位”的事情,希望引起別人注意。如此就容易製造矛盾、製造對立,造成社會混亂的現象。

  所以,我認為人要有“三擔當”——“願擔當、肯擔當、能擔當”。香港人要努力發揚獅子山精神,自強不息。其實香港目前還有很多優勢,比如法治上的優勢、自由上的優勢等。除此之外,“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都是香港獨特的優勢所在。因此,我希望在逆境中成長、在艱難困苦中生活的人們,特別是青少年,不要悲傷,不要抱怨,不要被事物的假相所迷惑、不要追求虛無不實的夢想,應腳踏實地展開自己的雙臂,去奮鬥、去創造。

  未來世界需要大乘佛法和孔孟之道

  楊勇: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是大勢所趨,需要兩地民眾之間的相互交流,需要港人對國家民族有更進一步的認識。請問您如何看待佛教在增進內地及港澳台民眾的交流及民族認同感中的作用?

  寬運法師:香港佛教與內地的佛教是同根同源的,所以只有地域、種族和修行方法之分,沒有本質上之別,而佛教所擔當的角色更像是內地及港澳台之間的一個交流平台。

  佛教有五種觀念:緣起觀、輪回觀、因果觀、平等觀、慈悲觀。其內涵都是高度智慧的呈現。在此要特別提出是“慈悲觀”,什麼是“慈悲”?小愛的升華就是大愛,大愛的升華就是慈悲,慈悲的升華就是大慈大悲。大慈大悲就是沒有條件、沒有分別的愛。所謂“慈能予樂,悲能拔苦”,就像菩薩、摩訶薩一樣,他們表露出來的慈悲不僅是對人類的關心關懷,而是對所有胎生、卵生、濕生、化生等有情生命,同樣予以憐憫。

  同時,佛教有“上報四重恩”之說,“四恩”就是佛恩、國土恩、父母恩和眾生恩。這種報恩的精神就是愛的升華,也就是慈悲。而佛教教義最關鍵的重點除了慈悲心、平等心、報恩心,就是覺悟——覺悟宇宙萬有緣起性空,其中沒有永恆不變的“我”或個體的存在,從而破除一切執著、妄想、私心與貪念,由此生起真正的“無緣大慈,同體大悲”,自覺覺他,自利利人,造福社會。

  因此,正如英國著名哲學家湯恩比曾說:“挽救二十一世紀的社會問題,唯有中國的孔孟學說和大乘佛法。”孔孟之道和大乘佛教的思想,能讓我們洞悉宇宙人生的真理,從而擁有悲憫蒼生、放眼天下的胸襟與情懷。

  佛教的義理教我們打開胸襟、開拓視野。所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愛國者應把國家、民族的利益擺在首位,為祖國的前途、命運分愁擔憂,為人民的幸福出力、拋開自我、捨己為人,如此才能真正做到胸懷天下。所以國家在習近平主席的領導下只會越來越富強,越來越繁榮,到時候不單內地及港澳台同胞,全世界的炎黃子孫都會打從心底引以為傲。

  在“一帶一路”建設中

  佛教要擔負歷史責任

  楊勇:佛教提到的心懷天下,與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內涵相通。當前,“一帶一路”建設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偉大實踐。請問佛教在目前“一帶一路”倡議下擔任什麼角色?

  寬運法師:我們都知道,佛教與“一帶一路”息息相關,是“一帶一路”沿線很多國家人民的共同信仰。它譜寫了千古傳誦的友好交流篇章,是增進人民友誼感情的重要渠道和紐帶。歷史上許多中外佛教高僧大德秉持普度眾生的悲願,懷着為法忘軀的精神,沿著聯通東西方的“絲綢之路”,共同打開了友好交往的大門,促進了不同民族文化的交匯融合,對人類文明的進步產生了深遠影響。因此,絲綢之路又被稱為“佛教之路”。

  在漢唐時期,絲綢之路沿線上的許多國家和區域均盛行佛教。中國四大譯經家之一的鳩摩羅什的誕生地龜茲國(今新疆庫車),在當時有“佛寺數百、僧眾數萬”。在新疆境內沿絲綢之路遺存大量的佛教石窟,如喀什的三仙洞、吐魯番的雅爾湖、伯孜克里克千佛洞和世界聞名的敦煌石窟等,都可以讓人看到當年佛教發展的盛況。所以絲綢之路也見證了佛教的發展,從亞洲的中端向東擴展,以它慈悲包容的精神,深刻影響和塑造了南亞、中亞、東亞等廣袤地域的宗教意識與文化形態,為促進不同文明的和平共處作出了重大貢獻。

  在今天國家領導人提倡的“一帶一路”建設中,佛教必須要重拾文化使命,擔當新的歷史責任,為“一帶一路”注入信仰的力量、賦予文化的光彩,讓“一帶一路”不僅成為充滿生機的經濟增長帶,更成為世界新文明建構的重要起點。

  弘法者應多擔當、

  多做對社會有意義的事

  楊勇:在國家層面上,您是全國政協委員;在社會層面上,您既是西方寺住持,又是香港佛教聯合會的會長,同時熱心參與各項公益活動、弘揚佛法。請問您一生致力於弘揚佛法的動力是什麼?

  寬運法師:我來自內地,所以對國家很了解,同時在香港生活了35年,對香港也很了解。我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已經出家了,受到很多愛國愛港的高僧的熏陶,所以我希望能夠作為香港佛教與國家之間的橋樑,向國家建言、表達需要。

  之前提到的願擔當、肯擔當和能擔當,我自問是肯擔當卻未有足夠能力去擔當,因為我需要靠大家。佛教說“領眾、依眾、靠眾”,香港佛教的發展能如此成功,一是有賴於國家的大力支持,二是香港各界人士與信眾的共同努力。這就是讓我一直堅持下去的動力,一路上與大家並肩同行,甘苦與共,患難相依——“大家”就是我最大的力量。  

  今年佛誕節,我們香港佛教聯合會的幾位法師一同在紅磡體育館主持佛學講座,與普羅大眾分享佛法,希望將佛法帶進人群,融入社會。所謂“道場以無事為興隆”,以往我們都是守著自己的寺廟,閉門不出。但我覺得弘法者要有更大的胸懷,對香港佛教的傳承要有更大的擔當,多做對社會有意義的事,多做對眾生有利益的事;而我們的目標只有一個,就是以佛法的智慧,讓人人都能在精神上、生活上得到安樂與幸福。

  (原文發表於2018年11月號《紫荊》雜誌)

【編輯:黎金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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