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榮懷:我們的路子走對了

时间:2018年09月30日 20:59  稿件来源:《紫荊》

  作為改革開放初期最早去內地做貿易的港商之一,全國政協委員、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會長施榮懷親眼見證了40年來中國經濟發展每一步的變化。

  在改革開放40周年之際,本刊記者專訪了施榮懷。由施榮懷的父親施子清創辦的恆通資源集團有限公司,從改革開放伊始就將生意重心放在內地。上世紀80年代,港商以做“China trade”或“非China trade”來區分彼此,做“China trade”的施家被人看低一等;如今情形卻大為不同,“現在哪裡還有‘非China trade’?做什麼生意能和中國沒有聯繫?”施榮懷笑言。這些年來,他最大的感受是,“我們的路子走對了。”

  文|本刊記者 羅影

  70年代內地初體驗

  “我們父母兄弟幾個每次從羅湖過關,各自穿5、6件上衣,3、4條褲子——為了避免‘打稅’,過了關便脫下來,送給家鄉的親戚朋友。”

  記者:您第一次去內地是什麼時候?

  施榮懷:我十幾歲就常跟爸媽回鄉探親,那是1970年代,我記得特別清楚,我們父母兄弟幾個每次從羅湖過關,各自穿5、6件上衣,3、4條褲子——為了避免“打稅”,過了關便脫下來,送給家鄉的親戚朋友。那時內地物資匱乏,這些衣服很受歡迎。

  1980年,我和幾個要好的同學一起結伴去內地旅行,背著碩大的背囊,從深圳坐火車,一路遊覽了無錫、上海等地。旅行中所見的大好河山帶給我極大震撼,我那時就發自內心地深深愛上這片土地。或許我原本並沒有什麼強烈的愛國情懷,也沒有多少政治理念或意識,但毋庸置疑的是,我愛這片土地、我認同這個國家,這是一種簡單而明確的信念。

  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簽署的時候,我正在美國念大學,很多外國同學、台灣同學、甚至內地同學都跑來問我:你畢業以後還會不會回去了?我每次都很堅定地回答:我是肯定要回去的。

  80年代“小施先生”

  闖北京,困難重重

  “國營總公司里的科長大都在30、40歲左右,很講究級別和身份上的對等,我是個‘黃毛小子’,人家心裡根本瞧不起我。”

  記者:參與家族生意之後,再去內地,有沒有什麼不同的感受?

  施榮懷:1985年我大學畢業回到香港,幫家裡做事。父親交給我的第一個任務,就是去北京談項目。那是我第一次去北京。如今,像北京、上海這樣的國際化大都市,和香港幾乎看不出什麼區別,但當時的北京和香港太不一樣了。那是冬天,街上的人們穿著中山裝、戴著帽子,很少見西裝和領帶,除了灰、黑、藍,也幾乎見不到別的顏色。馬路上沒什麼車,很安靜。

  對我來說,在北京的體驗一方面很新鮮,另一方面,生活卻很不便利。沒有出租車,出門辦事得提前一天通過酒店預約包車,我記得豐田車大概是200塊錢半天,相當昂貴;沒有娛樂活動,連吃飯時間都有限制,每天晚上7、8點餐廳都打烊了,我們得趕在那之前早早吃完飯;飯後沒有夜生活,唯一的去處只有麗都飯店,那裡有保齡球可以打,還能買到文匯、大公報,我常常特意去買一份報紙帶回飯店看。

  記者:當年做內地生意,最大的挑戰是什麼?

  施榮懷:首先是開拓人脈。如今,不論在內地還是香港,20多歲的企業家並不罕見,但在上個世紀80年代是很少的。我當時就20歲出頭,談生意的對手方大多是國營的專業總公司,比如紡織品總公司、工藝品總公司、服裝總公司、絲綢總公司,這些公司裡的科長大都在30、40歲左右,他們叫我“小施先生”,緊接著就問:你爸怎麼沒來?你大哥怎麼沒來?他們很講究級別和身份上的對等,我是個“黃毛小子”,人家心裡根本瞧不起我。

  我試過在北京待了一星期,卻一個人都沒見到。那時香港人去內地常帶一些T恤、連身裙、外煙之類的小禮品,在物資短缺的內地,這些東西很吃香,可我那次帶去的一樣都沒送出去。挺苦悶的,就一個人去逛頤和園。當時的情景現在還記得,北京的冬天很冷,昆明湖結著冰,那是我第一次去頤和園,也是至今為止唯一的一次。

  好在父親比較放手,他每次只告訴我去什麼公司、找什麼人,並不會幫我做更詳細的安排。我就自己跑北京,多跑幾次,人家看我有誠意,這次不見,下次可能就應酬式地見我一面,慢慢地,路子也就打開了。

  其次,當時香港和內地之間的通訊和交通極不方便。從香港打電話去內地,要提前一天跟大東電報局預訂。就連去廣州都不容易,如今從香港去廣州,搭高鐵一個小時都不用,可我當年甚至搭過飛機,那時從香港去廣州的直通車一天只有一班,沒趕上就得想別的辦法。有人坐船去廣州,要坐一整宿;有人先過關到深圳,再搭的士去廣州,的士費高達300多塊不說,路上要花費6、7個小時,在國道上還常會看到交通事故,目睹血淋淋的場景(那時人們交通安全意識不強,經常亂穿公路,因此交通意外很多)。

  記者:那時做內地生意的港商並不多,恆通為什麼決定把生意重心都放在內地?

  施榮懷:的確,80年代不少香港人看不上內地市場,覺得我們這些跟“大陸佬”做生意的很低端。記得有一次在外面吃飯,隔壁桌的人說:你看這姓施的幾兄弟,做大陸生意的,連中午都要喝酒。我印象特別深刻,他說話的語氣明顯是帶著不屑的。因為內地的喝酒文化比較普遍,我們有時候中午跟客人吃飯,確實是要喝酒的。

  我也問過父親為什麼要去內地做生意?他告訴我,1978年改革開放剛開始不久,他有一次跟著中華總商會的訪問團去華東地區考察了兩星期,看到了內地經濟發展的大好前景和機會,覺得應該去闖一下,“摸著石頭過河”。

  新時代,跟着內地跑

  “我現在接觸的內地民營企業家,很多人懂的比我更多,他們的思維方式、眼界,這十多年來逐漸反超香港,港人已經有點跟不上了。”

  記者:90年代之後,內地經濟快速發展起來,您感受到的變化有哪些?

  施榮懷:我大學畢業的時候,同學們之間是按照做“China trade”還是“非China trade”來區分的。80年代末,打開南華早報、星島日報的招聘廣告版,聘請“中國貿易”經理、銷售人員的會特別注明,要求“能經常到廣州出差、要會普通話”,等等。

  1992年鄧小平“南巡”之後,去內地的港商漸漸多起來。到現在,再也不會有人特意區分“China trade”和“非China trade”了,如今你做什麼生意能跟中國沒有聯繋?當年那些看不起我們的,現在也都在做“China trade”。

  記者:如今港商北上是更難還是更容易了?

  施榮懷:從我的角度來看,現在生意是越來越難做了。八、九十年代,雖然內地在硬件條件上有諸多不便,但賺錢的機會多。香港的對外開放程度比較高,我們了解“外面”的遊戲規則、知道“外面”有什麼物資,只要匹配內地的需求、打通渠道,生意自然就能做起來。

  恆通主要是做紡織材料的,從韓國、日本、台灣、歐洲進口材料賣去內地。最早我們從國外買布,賣給內地工廠加工服裝;很快,內地的工廠學會織布了,我們就賣紗線給他們;再後來,他們紡紗也學會了,我們就提供滌綸短纖、黏膠這些化學製品⋯⋯越做越上游。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恆通的生意是和內地的經濟成長同步的。

  如今內地各方面都強勢起來,相比之下,香港幾乎沒什麼優勢了,港商去內地做生意的門檻提高了很多。就我自己的體會而言,我現在接觸的內地民營企業家,很多人懂的比我更多,他們的思維方式、眼界,這十多年來逐漸反超香港,港人已經有點跟不上了。就紡織原料這個領域來說,我們的主要生意逐漸從進口變為出口,現在江蘇、浙江稍大型的民企,其一家工廠的產量可能就超過整個台灣或整個韓國了。

  為自己、為祖國自豪

  “亞運會開幕式上的情景和感受,一直清晰地留在我心底:走在工人體育場的跑道上,跟在香港隊旗手後面慢慢進場,心裡唯一的感覺只有自豪,為自己、也為祖國。”

  記者:除了家族企業的生意,您還在內地參與過不少社會活動。在這些活動中,有哪些難忘的經歷?

  施榮懷:1990年亞運會和2008年奧運會,我都在北京現場。亞運會上,我是香港籃球隊的領隊。那一年,香港隊和中國隊、伊朗隊分在一組,若論實力,這三支球隊中肯定是香港隊最差了。但在我們和伊朗隊打比賽的時候,全場觀眾都熱烈地為我們打氣;甚至中國隊對香港隊時,為我們加油的觀眾也不少。觀眾和球迷都是內地人,他們顯然並沒有把香港隊當外人。對很多第一次去北京的香港球員來說,那種情景既出乎意料、也讓他們極為震撼和感動。

  奧運會時,我在北京市豐台區當火炬手,鳥巢開幕式時我也在現場。奧運會開幕式的宏大場面與1990年亞運會不可同日而語。從1990到2008,這18年翻天覆地的變化,正說明了中國走的路子是對的。

  1990年代香港出現移民潮,父親召集我們四兄弟開家庭會議說,如果你們想移民,我不反對,但我自己是不會離開香港的。四兄弟全都選擇了留下,沒有一個人移民。這些年來,我始終認為自己的選擇是正確的,亞運會開幕式上的情景和感受,一直清晰地留在我心底:走在工人體育場的跑道上,跟在香港隊旗手後面慢慢進場,心裡唯一的感覺只有自豪,為自己、也為祖國。

  (原文發表於2018年10月號《紫荊》雜誌)

【編輯:黎金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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